电影奇缘
在温州时，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我将萎谢了！”经过这段伤痕累累的感情，张爱玲萎谢的不只是爱意，她的文学创作亦陷入低谷。
1945年之后，更确切地说是从胡兰成离开上海，四处留情开始，张爱玲虽仍时有新作问世，但数量较以前大幅缩水，质量上也不出彩。相比前两年的文思泉涌，柯灵说她仿佛放电影断了片一样，“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究其原因，无外乎是“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外加“感情的悲剧”。
这个曾在上海滩风光无限的传奇女子，当真就要从此萎谢了吗？
其实，1945年以后张爱玲写的小说在技巧和细节的处理上要比从前成熟许多，只是她开始刻意减少小说里的“传奇色彩”，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人生平凡、安稳的一面上。如果说之前张爱玲使的是凌厉剑法，以炫目的招式夺人眼神，那她现在更喜欢用无锋的重剑，以“大巧不工”的沉稳从容慑人心魄。长篇小说《十八春》连载后，居然有和书中人物经历类似的女子从报社打听到张爱玲的住址，跑到她门前哭诉。其小说技艺之日臻纯熟，可见一斑。
张爱玲这段时间小说散文数量减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开始写电影剧本了。张爱玲自幼酷爱电影，早先在写小说散文时，就经常使用电影元素。她在《童言无忌》里记叙自己凄凉的家庭生活时，就曾写说：“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她后来还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舞台剧，颇受观众好评，这都为她将来创作电影剧本打下了基础。
1946年，文华影业公司成立，桑弧和黄佐临被聘作编导。他们一直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舞台剧《倾城之恋》的成功也让他们肯定了张爱玲的剧作才能。由于柯灵曾是黄佐临“苦干剧团”的编剧之一，所以他们便请柯灵为中间人，邀张爱玲为他们写剧本。
那天，桑弧和同事龚之方拿着柯灵的介绍信来拜访张爱玲，请她尝试写剧本。酷爱电影的张爱玲只犹豫了一会，便起身爽快地答道：“我写！”她兴许还不知道，她这一声答应，既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扇隐秘大门，亦开启了自己的另一段绮丽情缘。
张爱玲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不了情》，讲的是一位未婚女家庭教师与已婚男主人之间的情感纠缠，故事的结尾不是现在常见的“happy ending”，而是女主人赶回家中将女教师赶走，让这份畸恋不了了之。整个故事的设定比较俗套，剧情也没有太大的起伏，但因为张爱玲下笔十分慎重，桑弧的导演功底也不差，所以电影拍出来后，还是挺有韵味的。
写《不了情》的那段时间，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已经到了尽头，她断断续续地与胡兰成通信，也断断续续写着《不了情》。虽然这部电影的内容与他俩的恋情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张爱玲将之命名为《不了情》，确是别有深意的。在电影里，“不了”指的是女教师和男主人感情的“不了了之”，在电影外，“不了”却是在说她和胡兰成婚姻的“痛苦纠缠”。后来，张爱玲将《不了情》改写成了小说，就干脆取名《多少恨》了。
张爱玲当然没有把《不了情》当做是她对胡兰成的“祭奠”，她对电影的态度还是严肃认真的。在动笔之前，她就参阅过大量电影剧本，学习剧本创作的技巧。她对电影里的种种细节也很在意，她在多年后再版的《多少恨》的前言里说：“当时最红的男星刘琼与东山再起的陈燕燕主演。陈燕燕退隐多年，面貌仍旧美丽年轻，加上她特有的一种甜味，不过胖了，片中只好尽可能的老穿着一件宽博的黑大衣。许多戏都在她那间陋室里，天冷没火炉，在家里也穿着大衣，也理由充足。……不过女主角不能脱大衣是个致命伤。——也许因为拍片辛劳，她在她下一部片子里就已经苗条了，气死人！”
张爱玲的认真得到了回报，《不了情》于1947年4月10日在沪光和卡尔登两家剧院同时上映，立刻引起了上海人的观影热潮。据龚之方回忆说：“《不了情》产生很大的轰动效能，卖座极佳。”说来有趣，这部电影的卖座和它极出彩的广告宣传文案不无关系：“无尽量哀愁，千万种感慨”“情近乎痴，爱人于真”“小姐们，请你们的感情不大冲动，本片使你哀愁，使你流泪，可是这究竟是‘戏’，不是真的，希望你们——别跟有太太的人谈爱，上帝会祝福你们”“地老天荒，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
这些文案是否出自张爱玲之手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想想她当初出版《流言》时连装帧印刷都要管的认真劲儿，她有帮衬几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这些文案时隔六十多年，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点意思。
《不了情》成功后，桑弧邀请张爱玲帮他写第二个剧本。这是桑弧老早想好的一个喜剧，但他只有一个大致的框架，具体内容还得交给张爱玲来完成。第一部剧本尝到甜头后，张爱玲也发现了写剧本的乐趣，便慨然应允。这部剧就是：《太太万岁》。
《太太万岁》是一部“笑中有泪”的“家庭讽刺剧”，这是张爱玲比较钟爱的类型，又恰好能发挥出她“于荒诞戏谑处发现人生回响”的天分，所以写起来并不费力。《太太万岁》讲的是一个贤惠过头的太太陈思珍，她处处为家人着想，为丈夫分忧，总盼着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却因为能力不足、运气不佳而常常“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部剧“喜而不腻，哀而不伤”，既让人在幽默讽喻中开怀大笑，又让人在笑过之后对“浮世悲欢”有所感悟。当然，这不仅是张爱玲编剧的功劳，桑弧细腻的导演风格也是不小的助益。
《太太万岁》于1947年12月14日在上海的四大影院同时上映，再次受到全上海人的追捧。按理来说，初试牛刀即如此叫座，张爱玲的“转型”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成功总伴随着流言，在《太太万岁》上映前不久，张爱玲在报上刊载了一篇《〈太太万岁〉题记》，一来为电影造势，二来简单介绍一下电影剧情和人物设置，以免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误解。这篇题记保持了张爱玲一贯的文字水准，因此大受著名剧作家洪深欣赏，他在《编后记》中赞道：“好久没有读到像《〈太太万岁〉题记》那样的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 comedy作家中的一人。”
洪深的不吝赞美并没有为张爱玲带来荣光，相反，却引起许多人的争论，胡珂即撰文讽刺说：“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 comedy的芳香！跟这样神奇的嗅觉比起来，那爱吃臭野鸡的西洋食客，那爱闻臭小脚的东亚病夫，又算得什么呢？不过我这一回的感觉，不但奇怪，而且悲愤。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 com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由此可见，1947年的上海并不是一个能让电影健康生长的地方。在战争的摧残下，人们已经无法平心静气地、单纯地欣赏一件艺术品了。
起初众人还只是对洪深的溢美之词感到不满，后来干脆连张爱玲也一并攻击，她和胡兰成的事也被扒出，作为她品行不端的“确证”。其实，自从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就从未停止被骂过。对此，她一直聪明地选择不予回应，她唯一在意的是读者和观众的口碑，而不是背景堪疑的评论家的点评。所幸，《太太万岁》在上映前被骂得狗血淋头，但上映后却依旧火热。这也算张爱玲在上海最后几年里仅剩的安慰之一了。
秘密情人
1947年的张爱玲在爱情里最终绝望，却在电影里找到新的憧憬。当她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所得的30万法币的酬劳寄给胡兰成时，她心中的平静大过悲伤，因为属于她的时代，似乎远未结束。
1948年，张爱玲仿佛彻底走出了失恋的阴影，桑弧、龚之方等人常去她的公寓做客，在龚之方的记忆中，她那时是“合群”“喜欢与人聊天”“对朋友的态度热情”的，状态甚至比和胡兰成在一起的那几年更好。
前两部电影大获成功后，桑弧又想把张爱玲的《金锁记》搬上荧幕，但终因不合大时代的潮流而搁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继续合作，这一来是因为桑弧本身就是一位会写作的导演，他和张爱玲之间有很多共鸣，二来则是因为他们在前两部电影的合作过程中日久生情，早已确定了情人关系。
在《小团圆》中，第一次见桑弧时，张爱玲形容他“够引人注目的，瘦长条子，甜净的方圆脸，浓眉大眼长睫毛，头发有个小花尖。”桑弧与胡兰成全然不同，他和张爱玲一样，是极认真的人。张爱玲记得在《不了情》试映时，她感觉桑弧把她的故事改编得有些牵强，因此影片尚未结束，她便低声和姑姑说：“我们先走吧。”桑弧没和她们坐在一起，但看见她们离去便立即追了上来：“怎么走了？看不下去？”张爱玲边走边说：“改天再谈吧。”但桑弧却不依，把她拦在楼梯口，苦笑着辩解：“没怎样糟蹋你的东西呀！”张爱玲知道：“他是真急了，平时最谨慎小心的人，竟忘形了，他的袴脚痒咝咝的罩在她脚背上，连姑姑在旁边都脸上露出窘态来。”
张爱玲并没有说她和桑弧是怎样在一起的，谁追的谁？他们看上了彼此的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而且他们在一起时也很低调，连她刚回国的母亲都瞒着。甚至若不是《小团圆》的出版，人们都还以为她和桑弧的感情不过是小报编出来的无聊绯闻。
从时间上看，张爱玲还未和胡兰成正式分手时，她已经和桑弧确立情人关系了。而她对桑弧的态度，也一直是模糊不清的。桑弧有一次忍不住说：“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张爱玲知道他是在问她与胡兰成的事，她心里已经下定决心等胡兰成脱困再与他分手，便用玩笑搪塞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桑弧拥着她，一会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一会又说：“你的脸很有味道。”最后还是忍不住又问了一次：“哎，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这次张爱玲避无可避，只得笑说：“我当然认为我是好人。”这句话仿佛给了桑弧一个明确的信号，他的眼中“陡然有希望的光”，张爱玲却仿佛失言般在心里“皱了下眉头”。
张爱玲似乎很满意这种秘密情人的关系，而更进一步的发展，却是她所不愿意的。其实，当时很多朋友都觉得她与桑弧合作融洽，十分般配，不明真相的龚之方有次还自告奋勇地去帮桑弧“做媒”，张爱玲的回答却“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这个拒绝的场景意味深长，甚至比她写过的任何剧本里的场景都令人动容。她是因为旧伤未愈？还是担忧未来的道路？抑或只是不明确自己对桑弧的感情？总之，她用三次摇头给他们的这段情缘做了最无奈也最贴切的注脚。
刚认识张爱玲的时候，桑弧觉得张爱玲总是有许多奇思妙想，说话的方式也很奇怪，他不像胡兰成那样即便懂得不真切，也能以巧言妙语击中张爱玲的心思，他常说的则是：“喂，你在说些什么？”张爱玲听了总是笑。在《小团圆》里，张爱玲和每个人说话时，都是笑着的，张爱玲并不对那些笑容加以区分，所以，我们很难准确地分辨其中每个笑的意味。对桑弧的疑惑，她究竟是觉得有趣还是无奈呢？
桑弧和张爱玲当然不是没有共鸣的，他们在电影上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初识时，张爱玲告诉他：“我现在不看电影了。也是一种习惯，打了几年仗，没有美国电影看，也就不想看了。”作为电影从业者，桑弧听了立刻“肃然起敬起来，仿佛觉得这也是一种忠贞”。但他告诉张爱玲：“我觉得你不看电影是个损失。”他们后来一起去看过几次电影，当剧场里的灯光暗下来时，张爱玲看到他“聚精会神的侧影”，看到他那“内行的眼光射在银幕上”，也忍不住对他“肃然起敬”。对电影和故事的认真与热爱，或许是这两个原本并不属于一个世界的人彼此靠近的最重要的原因吧。
张爱玲对桑弧亦不是没有“占有欲”的，一次，桑弧在张爱玲家做客，他聊起一些建筑的沧桑历史，聊起一些大厦的前世今身，张爱玲的姑姑对这些也颇有研究，和他津津有味地对谈起来。张爱玲虽然喜欢上海，但却对有历史感的东西不甚了了，所以插不上嘴。于是张爱玲生起了一丝妒意，只是出于礼貌，她一直克制着不去开灯，免得让他们以为是她听得不耐烦了。后来是他们自己意识到聊得太欢冷落了张爱玲，才讪讪地结束了热聊。
张爱玲重视桑弧的意见，她有一件车毯大衣，两手可以插在口袋里的那种。它的下摆原来有一些羊毛排穗，以增加衣服的长度，但因为桑弧曾说：“这些须头有点怪”，所以张爱玲便把它剪掉了。还有一次，桑弧讶异地说了一句：“你从来不化妆？”张爱玲便开始学搽粉，——之前二十八年生命里，除了唇膏，她几乎没试过任何化妆品。桑弧打量着她，指着眼睛和鼻子中间的地方说：“这里再搽点。”她本想在那里“留一点晶莹”，但还是听话地又补了点粉。她笑着抱怨：“像脸上盖了层棉被，透不过气来。”他听了有些不好意思，但两人并没有因此产生任何嫌隙。
如果说胡兰成总是用种种“你这样是好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桑弧对张爱玲的指点则当真是出自对她的关心。所以，张爱玲才会对桑弧“言听计从”。
当然，张爱玲和桑弧之间偶尔也会有冲突，而这些冲突，自然多与胡兰成有关。胡兰成取道上海回温州时曾来张爱玲这住过一宿。那天，胡兰成刚在客厅坐下，桑弧的电话便响了。当张爱玲听到电话那头桑弧的声音时，她感觉“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擦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那一刻她以为：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慌乱之中，她在电话中的声音有些局促不安，桑弧是知道胡兰成来的，所以见张爱玲这样，他有些不高兴地将电话挂了。
后来，一次聊天时，桑弧笑着说道：“他好像很有支配你的能力。”张爱玲则解释说：“上次看见他的时候，觉得完全两样了，连手都没握过。”桑弧听了忽然有些激动：“一根汗毛都不能让他碰。”对此，张爱玲既觉得他有孩子似的好笑，又十分感动。再后来，张爱玲给胡兰成写分手信时，桑弧正好也在，她便将写好的信递给他看：“我不过给你看，与你没关系，我早就要写了。”由此可见她还是很紧张桑弧的态度的。
总体来说，张爱玲对桑弧是矛盾的。她一面十分信任这个低调认真的男人，她曾说：“我一定要找个小房间，像上班一样，天天去，地址谁也不告诉，除了桑弧，如果他靠得住不会来的话。”一面又不想对他喜欢得太深，她曾告诉姑姑：“我怕我对他太认真了。”
但爱情哪里是可以“规划”的呢？对一段感情陷得有多深，只有老天爷才说了算。一次，他们一起去看电影，出来时，她注意到桑弧的脸色不太好，她敏感地拿镜子照了一下，原来是因为她的妆花了，桑弧试图聊电影解脱尴尬：“我喜欢琴逑罗吉丝毫无诚意的眼睛。”但这话听在张爱玲耳中，却像“针扎了一下”似的，很不好受。
和桑弧在一起，张爱玲其实是自卑的，因为桑弧是个“漂亮的男人”，这也是她对他不敢太过喜欢的原因：她不相信漂亮的男人。一次，桑弧把头枕在她腿上，她抚摸着他的脸，却突然感觉“不知道怎么悲从中来，觉得‘掬水月在手’，已经在指缝间流掉了”。为了让这流逝更慢一些，她希望自己更漂亮一点，好追得上他的流速。所以，每次桑弧来找她之前，她为了“使皮肤紧缩”，总去用冷水冲脸。一次被姑姑撞见，她感到很是窘迫。
有次，桑弧几天都没来，她以为他对她意兴阑珊了，在笔记本里哀怨地写到：“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等他来了，她忍不住哭了出来，他试着安慰她，她却依旧哭着说：“没有人会像我这样喜欢你的。”他说：“我知道。”她的心绪却又有些反复，半嗔半怨地说：“我不过是因为你的脸。”只是，从未停止的眼泪透露了她的真意。
换个角度，桑弧对张爱玲其实也是想爱又不敢爱的：一方面，他隐隐觉得张爱玲早已把整颗心给了胡兰成，她对自己还能全心投入吗？另一方面，张爱玲习惯性地将自己的心藏得很深很深，因此性情多有反复，让他无力分辨她哪句告白是真，哪句绝情是假。所以，各有保留的两人终究没能勇敢地携手向前一步，跨过那“喜欢”与“爱”的鸿沟。
1949年，张爱玲和桑弧一起合作了第三部电影《哀乐中年》，这是他们最后的“相伴”了。而张爱玲对“哀乐中年”四个字的解释，也恰好是他们这段感情的最好注解：“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
是的，桑弧就是张爱玲最贴心也最动情的安慰，她曾说：“桑弧的事她从来没懊悔过，因为那时候幸亏有他。”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解放，张爱玲的电影剧本创作也宣告结束，转而以“梁京”为笔名开始写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之后，他们的感情究竟发生了哪些转折，张爱玲没有再说，我们无法妄加揣测。我们只知道，1951年，桑弧娶了一个漂亮的圈外女人做妻子，而张爱玲，亦在第二年远赴香港。他们的感情经历正如他们第一部合作的电影《不了情》那样，最终不了了之。
作为一对“秘密情人”，他们这几年对彼此的种种暧昧与深挚，实在难以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倒不如细细回味一下这样一个细节：一次，桑弧深夜送张爱玲回家，他们害怕进屋后姑姑责怪，又舍不得立刻分离，便一起坐在楼梯上聊天，仿佛两个十几岁的，无处可去的小毛孩。
张爱玲嗤笑说：“我们应当叫‘两小’。”
而桑弧则接口道：“是‘两小无猜’。”
寻寻觅觅
就在张爱玲与胡兰成藕断丝连，与桑弧秘密恋爱之际，她的母亲回来了。
和姑姑住在一起时，张爱玲虽然把她当做长辈，也尊重她的意见，但终究不会有太多压力，更没有顺从与叛逆的问题。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当初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在母亲那生活时，就处处受到母亲的管辖和压制，让她过得很压抑。
这次母亲回来，对她最大的影响就是：她要认真思考将来的出路了。
在母亲回国前，她就在信中斥责张爱玲是“井底之蛙”，因为张爱玲在上海写作成名后选择继续以写作为生，没有回香港完成学业。其实，时局变动下，张爱玲一直是把留学当做“最后一条路”的，只是看到战后的英国十分破败，美国那边她又没把握，所以才一直留在上海。她心想说：人生漫漫，要稳扎稳打！所以她时常向国外投稿，只是苦于摸不出门路。
母亲回来后，张爱玲和姑姑的神经一直很紧张，因为黄逸梵是很强势的，而她这次出国数年也算小有成就，一度还做了尼赫鲁两个姐妹的社交秘书。眼界更高的她自然对张爱玲沉迷于文学创作不满，她也早知道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情事，只是张爱玲骗她说他们早已分手，她才没有多追究。后来当小报上盛传张爱玲与桑弧的绯闻时，黄逸梵还来抽查过——她自然也是看不上搞电影的男人的。
过了一阵后，黄逸梵听闻了张爱玲在上海的文名，也去看了她的电影，感觉还不错，再加上张爱玲的感情生活似乎没有她预想的那么糟糕——当然，这是因为张爱玲隐藏得好，黄逸梵渐渐对张爱玲宽和起来。毕竟，做父母的一旦上了年纪，对子女的成就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当然，她偶尔也会端出长者的架子来，给张爱玲一些文学创作上的意见：“没有经验，只靠幻想是不行的。”
张爱玲见时机成熟，便打算做一件对她来说很郑重的事了，那就是：还钱。是的，张爱玲清楚地记得母亲当初为了照顾她、培养她是怎样节省和抱怨的，再加上名义上她自小过继给伯父，一直喊母亲“婶婶”。因此，她早就暗下决心：将来挣了钱一定要还给母亲！早在母亲回上海前，她就问姑姑母亲一共为自己花了多少钱，姑姑说按照现在的算法，大致是二两金子的价格。张爱玲算算自己的财产，之前去温州找胡兰成，一路上大概花了一两左右，现在将将剩下二两，刚好够还给母亲。
那天，她们坐在一起吃蛋糕闲聊。黄逸梵端然说：“我看你也还不是那十分丑怪的样子，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不要把你自己关起来。”她之前反对张爱玲在爱情上任性盲目，现在又担心起她“没人要”了。接着她又回忆从前，有些自省地说：“我因为在一起的时候少，所以见了面总是说你。也是没想到那次一块住了那么久——根本不行的。”
听到这，张爱玲觉得时机合适，便把金子拿出来，笑着说：“那时候婶婶为我花了那么些钱，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这是我还二婶的。”黄逸梵坚决地说：“我不要。”继而又忍不住流泪：“就算我不过是个待你好过的人，你也不必对我这样。”黄逸梵仿佛觉得张爱玲还她钱就是要和她断绝母女关系似的，所以坚决不接受，她还想保存这份感情。
钱终究没有还成，她们母女的感情也没有发生突兀的变化。过了几月，黄逸梵又动身去马来西亚了，姑姑说她就像“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张爱玲听了不说话，她不知道母亲这次回来是否本打算长住的，她也怀疑是不是自己把母亲气走的。
其实，黄逸梵的离开和张爱玲关系不大，她本性无法安定，注定漂泊。一次次回来，又一次次离开，这就是她的生活方式，也是她的终生信仰。即便几年后她在英国病倒，甚至没钱看病时，她也觉得自己的一生颇为精彩，没有多少遗憾。
硬要说的话，在黄逸梵的内心深处，她唯一的遗憾就是张爱玲。她既遗憾于自己没有处理好和这个敏感内向的女儿的关系，也遗憾于张爱玲的人生道路充满波折，刚刚在上海文坛站稳脚跟，大时代的变革便来临了，女儿能安稳平顺地走下去么？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所有人，上至各界名流，下至平头百姓，都将面临一场重大的变革。那些曾在上海呼风唤雨的国民党官员早已仓皇出逃，未出走的各界名流大多惶惶不可终日，所有人都在等待，都在观望，张爱玲也不例外：她喜欢上海，她愿意留在这里，这里的小市民气息更合她的胃口。她也认为：自己从不沾染政治，从未坐过一天办公室，不过是个码字吃饭的普通女人，任何改朝换代的风波都不应该影响到自己的。
所以，公寓外的世界正在热火朝天地变革着，她却在屋里安安静静地耕耘着自己唯一熟稔的土地：文学。当然，张爱玲并不是一个不关心时代变迁的人，只是她关心的角度，要比一般人更低一些，因此也更细微贴实一点。
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因为吃不准当时的文坛风气如何，加上自己曾遭左翼文人抨击，因此张爱玲用了一个笔名：梁京。这里张爱玲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梁”“京”其实是“张”与“玲”的声母韵母互相反切。这也是张爱玲这辈子唯一使用过的笔名。
这部《十八春》是张爱玲的“投石问路”之作，一来看看新政权对她这样一个与日伪汉奸有过交集的女人究竟有多大的容忍度，二来看看新上海文坛还有没有自己的容身之处。凭借深厚的功底，张爱玲的《十八春》赢得读者追捧，不少人随着连载中主人公世钧、曼桢、叔惠、翠芝的不同境遇而喜怒哀乐，甚至有读者在读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时忍不住将报纸摔到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
《十八春》之后，张爱玲又写了一部中篇小说《小艾》。《十八春》虽然结局还算圆满，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悲剧的故事，并不合当时的气候，所以在创作《小艾》时，张爱玲有意增加了它光明的一面。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小艾》是张爱玲迎合政治的“失败之作”，但这只是张爱玲在寻觅人生道路过程中的一次尝试罢了，她对自己文字的要求，还是保持着一贯水准的。她后来将《十八春》带有政治色彩的结尾删掉重写，并改名《半生缘》，即是明证。
上海解放后，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并接管了上海的文化工作，他十分欣赏张爱玲的才华，并一直关注着张爱玲的境况。1950年7月，夏衍特邀张爱玲参加上海市“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很低调地坐在后排，但还是有些人对她记忆深刻，因为那天大家都穿着列宁装，而她穿的则是一件旗袍。张爱玲自然不是刻意与众不同，只是她个人的韵律并不符合新时代的脉动。
会后，夏衍又安排她随文代团去苏北参加土改，希望让她的履历好看一些。这段两个多月的下乡经历对张爱玲来说颇为难得，她难得和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如此亲近，既觉得新鲜，又觉得紧张。所以，当她和一位妇女聊天，对方笑着和她应对时，她是很惊喜的——他们不讨厌自己！这对不善与人相处的张爱玲来说，其实是一件挺有成就感的事。张爱玲并不关心政治，但她对中国，对中国人的爱并不比其他人来得浅薄，她曾写过一首《中国的日夜》：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如今，她果真到了中国的最底部，她享受这种踏实的感觉。
只是，归根到底，张爱玲是个“个人主义者”，她无法长久地适应集体生活，更无法忍受自己的每时每刻都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中。所以，这段下乡经历促使张爱玲思考自己是否要继续留在上海观望：即便新社会能接纳她，她又是否能接纳一个缺乏私人生活的社会呢？再加上那时的政治空气紧张，即便有夏衍力保，她还是很难相信自己能被重新接纳。
所以，1952年，张爱玲以继续学业为由奔赴香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上海，从此成了张爱玲一生的乡愁。
重回港岛
到香港后，张爱玲没有回香港大学读书，而是寄居在女青年会。这是她第二次来香港了，自然不陌生，但这次的心境却与上次大相径庭：上次是憧憬与兴奋，这次却是迷茫与孤独。要在这里生活多久？还有机会回上海吗？还是要一直漂流下去？这些，她统统都不知道。
就在她思虑向何处投稿时，美国人找上门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处长麦加锡之前读过张爱玲的文章，也知道她的英文功底很好，便邀请她为美国新闻处翻译东西。虽然作为一位成名多年的作家转行做翻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落差，但由于麦加锡给的稿费还算丰厚，所以为了生计，张爱玲还是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美国人拜托她翻译的作品十分庞杂，有《老人与海》之类的文学名著，也有政治色彩很浓的小说。对此，张爱玲兴味索然，只能硬着头皮当做糊口的差事：“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
只身在香港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张爱玲自然是苦闷的。幸运的是，她就在此时遇见了人生中的另一位挚友：邝文美。邝文美是学者宋淇的妻子，也在美国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宋淇与邝文美其实都是张爱玲的忠实粉丝，他们四十年代在上海居住时就拜读过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但因为听闻张爱玲脾气古怪，便一直没敢去拜访。如今有缘在一家单位工作，他们自然愈走愈近。
与古灵精怪又爱嫉妒的炎樱不同，邝文美是较为典型的温婉宜家的娴静女子，在她面前，张爱玲会不由自主地放松，甚至变得健谈起来。所以，渐渐的，张爱玲将她视为人生又一难得闺蜜，经常拉着她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但考虑到她还要照顾家庭，所以每晚到了8点只得放她回家，以致后来张爱玲亲切地称她为“我的8点钟灰姑娘”。即便后来远赴美国，张爱玲亦时时将她挂在心头，信中家长里短、言无不尽，这在张爱玲一生的书信历史中都是比较少见的。
“你几时到北京店买东西时，请顺便看看有没有像你那件白地黑花缎子对襟袄，大致如那件旧的米色袄，而更短肥些。”“早晨梳头是否费时候，是不是自己梳？我前一向烫的头发不好也不坏，最近试验剪得极短，终于决定养成不长不短分层的直头发。”“前几天我吃到煮珍珠米太少，太淡，远不及Mae（邝文美）带来的热水瓶里装着的，那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
她甚至直言：“越是跟人接触，越是想起Mae的好处，实在是中外只有她一个人。”这似乎是将炎樱也算在内的，在张爱玲看来：“真正互相了解的朋友，就好像一面镜子，把对方天性中最优美的部分反映出来。”而她与炎樱在这点上表现得却并不明显。
其实，这并不难理解，朋友自古就有两种：一为玩伴，一为知己。玩伴只是陪伴了一小段生命，知己却是温暖了一整个灵魂。
当然，邝文美也把张爱玲视为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她在《我所认识的张爱玲》里写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比张爱玲幸福，因为‘在千千万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我能够不迟不早的遇见了她。虽然现在我们远隔重洋，再也不能促膝谈心，但是每过一阵我能够收到她的长信，读到她的新著，看到她编的电影……无论如何，这总是值得感谢的事。”
除了与宋淇夫妇推心置腹，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照例是清静安宁的。但很快，她又要应对种种波折了。除了翻译，张爱玲还受美国人所托写了两篇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无疑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不愿提及的两部作品，因为它们的主题、套路，以及许多情节都被提前设置好了，她压根就没有多少发挥的余地。况且，政治色彩太浓厚，完全掩盖了小说本身应有的自由的艺术性。但这两篇小说在美国人的力推下还是火了，加上她“上海传奇女作家”的身份，她很快在香港也有了不小的名气，登门拜访者络绎不绝。
张爱玲是最怕接客待人的，她立即委托宋淇夫妇在他们家附近为她租一间房子，这间房陈设十分简陋，没有书桌，没有书架，甚至连书本身都没有。张爱玲倒是不以为意：“我故意不要家里太舒齐，否则可能：（一）立刻又得搬家。（二）就此永远住下去。两者皆非所愿。”她觉得只要能有一个安安静静写文章的地方就好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紧接着，她在上海出版的《传奇》《流言》等作品集都被翻出来在香港重印，但彼时香港的盗版十分猖獗，甚至还有人冒充她的名字出书，她自己就发现了两本：《秋恋》与《笑声泪痕》，两本书除了文字水平之外，从包装、主题以及故事情节均与她从前的作品十分相似，但读者并不知道：封面上那个作者“张爱玲”，其实是个男的。机警的张爱玲立刻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整理了一下，在天风出版社以《张爱玲短篇小说集》为名出版，但盗版的销路依然不错，那本《笑声泪痕》甚至印行多次，这让张爱玲也无可奈何。
张爱玲对香港的了解是深入骨髓的，她见识过围城岁月前后香港人的荒唐纵欲，也经历过和平年代香港文化的肤浅芜杂，所以她深知：这不是久居之地。张爱玲在写《赤地之恋》时已经在申请移民美国了，期间夏衍还托人带信给她，希望她回到上海，不要去美国，实在不行留在香港也好。但张爱玲思虑再三，还是决定踏上远行的航船，像母亲一样，开始自己的天涯孤旅。
1955年秋天，张爱玲的申请被批准了，她当即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远赴美国。那天来送行的只有宋淇夫妇二人，张爱玲万分不舍，她在后来写的信里说道：“别后我一路哭回房中，和上次离开香港时的快乐刚巧相反，现在写到这里也还是眼泪汪汪起来。”她的思念与眼泪当然不只是给宋淇夫妇的，还有她深爱的，中国。
在《诗与胡说》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张爱玲眼中的中国是可爱的，因为即便处在脏乱与忧伤中，也能时时发现许多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所以，她自是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从前尚未身处被迫离别的境地时，她已大略思虑过此事，结果是：“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如今，当面临真正前途未卜的离别时，她心中的不舍与思念又是多么浓郁呢？
著名粉丝
初到美国时，张爱玲经炎樱介绍借居在纽约的职业女子宿舍，这是救世军办的，专供离异妇女等贫民居住的地方。炎樱战时移民日本，后又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次张爱玲来美国，她们也算“他乡遇故知”了。起初，她们还是像往常一样，一起聊天、逛街、吃东西，但过了一阵，张爱玲渐渐发现：原本就有些心高气傲的炎樱，现在的姿态似乎更高了。也许是当年在上海时风光都被张爱玲抢去了，现在轮到自己关照张爱玲时，炎樱言谈间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她常常向张爱玲炫耀自己赚了多少钱，认识了哪些人，别人是如何夸赞她的，云云。
这让张爱玲心生反感，她只得写信给心中真正的闺蜜——邝文美：“Fatima（炎樱）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这些话当然不能全信，我们在对一个深爱之人失望时，总会下意识地去遮掩自己曾经付出的热情，用“其实当初也没有那么喜欢她”之类的说辞让自己释然一点。张爱玲当初对炎樱的感情自然是浓烈而深挚的，只是她如今的转变，实在让自己接受不了罢了。
在纽约，张爱玲并不只有炎樱一个朋友，她与著名学者胡适也有过一段交集。早在香港时，张爱玲就曾把《秧歌》的稿子寄给胡适，希望他能给予一些有益的评价。胡适成名后向他寄书求教的人不计其数，显然他对张爱玲也有所耳闻，所以在回信中很诚恳地写道：“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他还随信附上了对一些章节的改动意见，让张爱玲十分感动。所以，到了纽约后，张爱玲便立即去拜访了旅居美国的胡适。
胡适住在纽约东城区81街上的一栋白色小洋楼，但制式很像港式公寓，房子里的装修也是中式的，让张爱玲恍惚间有种回到中国的感觉。更让她恍惚的是胡适的亲切与儒雅，他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熏陶，但穿着一件灰色长袍的他却像极了一位传统的中国文人。
张爱玲看到幼时的“偶像”就这样真切地站在自己面前，竟一时不知所措起来。幸好她是拉着炎樱一起去的，有炎樱和胡适夫妇说笑，她的紧张就不那么显眼了。回想起小时候在父亲的书桌前翻阅的《胡适文存》，还有经胡适考据的《海上花》与《醒世姻缘》陪自己度过的围城岁月，再看看眼前这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神情甚至有些落寞的“卸甲将军”，她心中感慨良多——既为偶像，也为自己。
谈话间，张爱玲向胡适提出自己将《海上花》与《醒世姻缘》翻译为英文的志向，胡适十分高兴，勉励她坚持下去。得到胡适的肯定，张爱玲渐渐放松下来，还跟他聊起自己在香港围城期间，在日军的空袭下如饥似渴地读《醒世姻缘》的往事，胡适听了颇觉有趣。
后来，张爱玲又单独拜访过胡适一次，没有了炎樱的“掩护”，张爱玲只得自己想方设法地找话说。幸好胡适本身很健谈，从世界政局到历史掌故，他侃侃而谈，张爱玲在这些方面涉猎不多，只得乖乖地听着，插不上话。似是觉出了张爱玲的窘态，胡适便将话题转到彼此的家世渊源上，说他的父亲曾受惠于张爱玲的祖父，对此，张爱玲自然不甚了解，只得又尴尬地支吾两声。
胡适还提到自己在美国《外交》杂志写文章，他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说：“他们这里都要改的。”张爱玲听了既诧异，又难过，胡适的文章都要改么？谁有资格改？她能听出这份不好意思背后的失落，她想起上次拜访后，炎樱四处打听后告诉她：“喂，你那位胡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这样一位中国新文化奠基人在西方却如此不受重视，实在让她感到悲凉，她想替胡适打抱不平几句，但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落魄，并不比他好多少，最终只能以无言来表示理解和安慰。
张爱玲与胡适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55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也就是那年感恩节的第二天。感恩节那天张爱玲陪炎樱一起去一个美国朋友家吃饭，直至天黑才回去，结果受了凉，胡适本来是怕她一个人过感恩节太孤单，约她去吃中国菜的，但见她病了，便到了第二天才来看望。张爱玲的女子宿舍比较简陋，她便邀胡适在宽敞的公共客厅坐坐。这个客厅足有一个学校礼堂那么大，还有个讲台，台上是一架旧钢琴，台下则是许多旧沙发，宿舍负责人鼓励大家去那喝下午茶，不过大家都不愿去。胡适倒是觉得这里不错，他四处打量，说这里很适合聚谈，张爱玲心想：“还是我们中国人有涵养。”这种比较的心态似乎每个出过国的人都曾有过：站在自己的国土上艳羡“外国的月亮”，站在异乡的土地上遥念故土的人情。说到底，不过是乡愁太浓郁，无从稀释罢了。
胡适来看张爱玲，张爱玲十分感动，但她在偶像面前总是太拘谨，生怕说错了话被偶像嘲笑，所以总是半天才答一两句话。过了一天，胡适要走了，张爱玲将他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聊了一小会。
那天很冷，风也大，胡适望着街角那段起雾的河面，似是怔住了一般，笑眯眯地出着神。张爱玲心中“一阵凛然”：“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学着他的样子，微笑着向河面望去，却“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这苍凉、神秘如命运呓语的一望永远钉在了张爱玲的心中，她似是感应到了自己晚年同样凄凉落寞的境遇，不禁将衣领拉紧。
那是她见胡适的最后一面。
次年2月，为了换个好点的写作环境，张爱玲申请到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去居住，由于该申请需要担保人，张爱玲便写信给胡适求助，胡适爽快地为她出具了担保证明，同时还把她的《秧歌》寄还给了她。拿到稿子时，张爱玲看到上面满是细心的圈画和批注，扉页还有题词，她“看了实在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与此同时，胡适也接到邀请，要回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4月便离开了美国。
胡适走后，张爱玲对他颇为挂念，时常在报上寻找他的消息。直至1962年2月，张爱玲在报上读到噩耗：胡适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酒会上心脏病猝发逝世”。
张爱玲强忍悲痛，下决心要将答应胡适的翻译《海上花》的工作完成，但她每次动笔，都会想起“适之先生不在了”：“去年我想译《海上花》，早几年不但可以请适之先生帮忙介绍，而且我想他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胡适谈不上是张爱玲的知己，两人一共也只见过三次面，但在张爱玲心中，他却是极其重要的。他是张爱玲幼年的文学启蒙老师之一，也是她在围城岁月里心底的一点光明的慰藉，更是她在异乡土地上难得的一份亲近与温暖。
执子之手
1956年3月，36岁的张爱玲离开纽约来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堡，她辗转来到麦克道威尔，那时刚下过大雪，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寒冷。艺术营远离市区，造型很像中世纪的小城堡一样，在张爱玲眼中恍若美国的“世外桃源”。进门时，张爱玲看到两旁的参天大树，脚下是酥酥的踩雪声，她突然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她哪里知道，自己这颗早已冰封的心，居然要在这遥远而寒冷的异乡土地上，重新复苏、跳动、迸越。
艺术营是为了让各个有志向的艺术家潜心创作而设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室，张爱玲也分到了一间。漂泊数载后，张爱玲终于有时间和条件安下心来创作了，她全心身投入到英文小说Pink Tears的创作中，基本不参与社交活动。而为了让艺术家们互不打扰，艺术营规定在下午4点前不允许集会，所以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张爱玲不用担心自己的孤僻有什么问题，这让她感到很适意。
但缘分来时，性格、习惯都不会再是问题。才来艺术营没多久，张爱玲便在供大家聚会聊天的大厅里遇见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男人：赖雅。
赖雅全名叫甫德南•赖雅，是德国移民后裔，哈佛大学文艺硕士，颇有天赋，早年即在文坛小有成就。赖雅兴趣广泛，尤其是摄影，在做了一阵英文教师后，他作为《波士顿邮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奔赴欧洲，全程报导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国后他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开始了自由撰稿生涯，之后他又不安分地跑去欧洲采访了许多知名作家，如庞德、福特、康德拉，等等。期间他结婚生女，但最终以离异收场。之后赖雅的身体每况愈下，先是摔断了腿，后又轻度中风，1956年时，只能在麦克道威尔艺术营韬光养晦，期望能写出更好的作品。
就这样，一个风度翩翩又热情洋溢的65岁西方男人，一个低调内敛又心思细腻的36岁东方女人，在那个充满奇思妙想的艺术营大厅里相遇了。赖雅无疑是大厅里最活跃的人，他被几个艺术家围着，正在热情地聊着他在好莱坞的趣事。而躲在角落看杂志的张爱玲却是最落寞的。赖雅无意间向她看了一眼，张爱玲瞬时就被他深深吸引住了：“这张脸好像写得很好的第一章，使人想看下去。”赖雅似乎也对这个神秘而优雅的东方女子产生了兴趣，便主动找张爱玲搭话：“你好，我以前好像从没见过你!”张爱玲礼貌地回答：“我刚从中国来。”赖雅刚准备继续和她多聊一会，就被其他几个朋友给拉走了。
这简单的一问一答究竟在他们彼此心中产生了怎样的涟漪呢？
当天回到工作室后，张爱玲心绪起伏，第二天，她又来到大厅中，却没发现赖雅的身影，就在失望之时，一声亲切的问候从身后响起：“爱玲女士，晚上好！”回头一看，赖雅正站那对她微笑致意。
“晚上好！赖雅先生！”张爱玲也笑着回应。他们很熟络地聊了起来，丝毫没有初见的生疏感。有趣的是，赖雅与胡适同年，张爱玲在面对胡适时可要比这拘谨得多。这里面自然有张爱玲崇拜胡适的原因在，但换个角度来看，赖雅的风趣与绅士也可见一斑。
赖雅对张爱玲颇为好奇，那时在美国的东方女性并不多，像她这样精通英文的更是少数。更让赖雅惊讶的是，张爱玲才来美国半年。
两天后，一场暴雪降临，天寒地冻里，艺术家们都挤在大厅取暖，张爱玲和赖雅自然默契地待在一起，继续深入地聊着。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午后，他们各自回忆起过往的传奇经历，在给自己带来无限感慨之余，也给对方带去了几分悸动与神往。在这毫无保留的分享与共鸣中，他们的灵魂比身体上的距离要更靠近了一些。
那天回去的路上，由于路滑，赖雅轻轻牵着张爱玲的手，让她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滋润心田的温暖。这种温暖，有胡适那种前辈关怀所无法比拟的温柔。
那天之后，他们的关系突飞猛进，很快便去彼此的工作室互相拜访了。张爱玲也将自己的英文作品拿给赖雅看，希望得到他的点评。赖雅惊讶于一个东方女人竟然可以写出如此漂亮的英文文章，大加赞赏之余不免也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更深的兴趣。对张爱玲来说，赖雅则是一个完美版的胡兰成，有他的儒雅、博学和体贴，却没有他的荒诞、风流和冷酷。因此，他们互相之间越看越喜欢，交流和共处的时间越来越多，晚饭后还常常一起执手散步，谈天说地。这几乎是每个艺术家最理想的生活状态：创作、交流、恋爱……实在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
但在张爱玲的一生中，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几个月后，先于张爱玲来到艺术营的赖雅的居住权限要到期了，他将转去纽约州的耶多艺术营，热恋中的他们即将面临分别。在火车站，经济拮据的张爱玲拿出了一部分存款强塞给赖雅，让他大为感动。临别时，张爱玲嘱咐赖雅记得写信，赖雅连连点头。两个年龄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一百岁的人，还像刚恋爱的小情侣似的依依不舍，实在令人动容。
其实，赖雅若是知道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怀有身孕，想必会更加不忍离开的。是的，张爱玲虽没有子嗣，但却曾经怀过孕——就在那个寒冷而又温暖的冬天。
赖雅只在耶多艺术营待了一个多月，随后他搬到了萨拉托卡泉镇居住。7月初，赖雅收到张爱玲的来信，信上说她发现自己已怀孕。惊讶之余，赖雅开始思虑起自己的能力与责任：他身体状况不佳，写作的稿费也不稳定，他能给张爱玲一个稳定的未来吗？答案并不确定，但他似乎心意已决，他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真挚而热情的“求婚信”，并连夜冒着倾盆大雨将它寄出。两天后，还没等到回信的张爱玲已经迫不及待地来找赖雅了，她要当面听听这个男人的回答。
见面后，赖雅表达了对张爱玲的思念与用情，并“再次”向她求婚，但是他提出：坚决不要孩子。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收入也不稳定，哪里有能力和精力照顾新生命呢？张爱玲自然也顾虑到现实问题，但她毕竟36岁了，今后还有机会再要孩子吗？思虑再三，张爱玲最终还是同意了赖雅的意见。
1956年8月14日，张爱玲和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这一天距离他们初次见面，仅仅过去了5个月零1天。但从这天起，他们便相伴了彼此的整个人生。
婚后他们在纽约游玩了一阵——如果这也能算“蜜月旅行”的话。到了10月份，他们重新申请到去麦克道威尔艺术营居住的机会。他们的爱情在那里的深冬萌发，开花结果后又在那里的深秋落地。他们虽然依旧是个“无家可归”的小家庭，但能一起回到那里生活，毕竟是幸运且幸福的。
可惜的是，新婚燕尔的幸福很快便被赖雅的身体状况给毁了。他刚到艺术营便再次中风，几度卧床不起，别说写作，连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丧失了。张爱玲整日整夜守在他身边，默默祈祷他能康复。雪上加霜的是，他们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差，赖雅丧失写作能力，张爱玲的投稿也常常石沉大海，他们的生活似乎即将陷入绝境。
也许是上帝不忍见张爱玲的一生如此困苦，便“网开一面”。
次年1月底时，赖雅的病情已经好转，甚至可以出门探访朋友了，张爱玲的《秧歌》也有公司准备改编成剧本，报酬有一千多美元。虽然他们的状况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善，但命途多舛的他们已经很知足了。
1957年4月，他们在艺术营的居住权限又到了，这次他们没能申请到其他艺术营，只得就近在彼得堡松树街租了一间61美元的公寓——这已经是他们能负担的最好的公寓了。虽然这间公寓不大，家具也很破旧，但他们终于拥有自己的小窝了，所以他们每天都很开心地去类似跳蚤市场一样的“庭院摊位”去“淘宝”，每次捡了便宜都能让他们高兴好一阵。张爱玲还亲自上阵客串了一把油漆工，将屋子粉刷成了自己钟爱的，浪漫的蓝色。他们会一起做饭，一起喝少少的香槟或红酒，一起畅谈文学和艺术……不管外面的人们过着怎样奢华安逸的生活，他们在自己的小屋里，都是富足而完满的。
这既是无奈，也是幸福。
5月份，张爱玲得知自己的小说Pink Tears没能获得出版公司青睐，倍受打击。这部英文小说是以她的得意之作《金锁记》为原型改编的，她本以为可以靠这本精良之作敲开美国出版业的大门，没想到居然铩羽而归，再加上之前手术后没有好好修养，她终于病倒了。这次换赖雅照顾她了，赖雅还勉励她在创作上不要着急，良禽择佳木而栖，她只是还没遇到自己的“佳木”而已。
之后，张爱玲在赖雅的宽慰下重振旗鼓，一面通过老友宋淇给香港的电影公司写剧本维持生计，一面开始新的英文小说The Shanghai Loafer的创作。
8月份，张爱玲的写作事业渐渐有了起色，却突然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彼时的她无力承担去英国的来回机票，只得写信安慰，并附上一张100美元的支票。可惜的是，母亲手术后不久便去世了，只给张爱玲留下一箱古董和无尽的悔恨。
当初母亲四处游历时，就是靠着变卖这箱古董过活的，现在古董的主人变成了张爱玲，她的命运也会和它的上任主人一样吗？这究竟是一笔意外财富，还是残酷的诅咒呢？
撒手离去
1958年，他们向亨亭顿•哈特福基金会提出的申请获得批准，他们得以被资助去南加州继续创作。这是张爱玲梦寐以求的事，她虽然满足于安静的居家创作生活，但心底却对大城市的繁华有一种隐隐的向往，加上他们的写作事业在那里也确实更有机会一点，所以他们开心地上路了。
这期间，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尤其是赖雅对张爱玲，简直到了依恋的地步，她的才情，她的贤惠，她的体贴，都让赖雅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之前那次婚姻破灭是因为自己对家庭生活的厌倦，但和张爱玲在一起，家庭生活却仿佛突然充满了魔力。他甚至执意提前立下遗嘱：自己去世后所有财产都留给张爱玲。虽然他的积蓄不多，但收藏有很多与著名作家的信件，其价值还是十分可观的。不仅如此，浪漫的赖雅还很细心地记下每年张爱玲的农历生日，蛋糕、玫瑰、电影票和祝福一个都不少。这些都让张爱玲感动不已，她从未在爱情的世界里收获如此真挚且可靠的温暖，那是她一生中最安宁喜乐的一段时光。
1959年2月，他们得到的资助到期了，这次他们搬到了旧金山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社交才真正上了轨道。他们以月租70美元的价格租下了布什街645号的房子，同时赖雅还在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办公室。每天，他早起去办公室写作，中午回来叫醒昨夜工作到两点的张爱玲，一起吃午餐，下午再各自工作或购物。晚上他们通常会待在家里看书或电视。这样的生活忙碌而充实，最重要的是有规律，对他们俩的健康都有好处。同时，他们也各自交了很好的朋友。赖雅和画家约•培根游遍了旧金山的大街小巷，张爱玲则和研究艺术的爱丽斯•琵瑟尔成了挚友。
1960年，张爱玲终于入了美国国籍，虽然她常常在公园里向爱丽斯讲述自己的童年趣事，向她描绘那个遥远东方国度的点点滴滴，但她毕竟在这片土地上待了整整五年，她需要一纸法律证明，证明自己不再是个“异客”。
旧金山渐渐成了她真正意义上的家。
旧金山的生活波澜不惊，但张爱玲却总是提心吊胆，一来是担心赖雅的病情复发，二来则忧虑于两人收入的窘迫。思虑再三，她决定回一趟香港，寻找一下新的“财路”。赖雅对她自然是万分不舍的，但为了他们的未来，他只得同意了。
1961年秋天，张爱玲先是来到了台湾，为自己的小说《少帅》收集资料，她也在这里结识了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她还在王祯和的陪同下游玩了美丽如画的花莲。张爱玲显然对花莲很感兴趣，她一边走街串巷，一边做着笔记。临别前，张爱玲和王祯和以及他母亲合影留念，这张照片上，张爱玲没有往日的孤高冷艳，而是像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年轻而有生气。
本来按计划离开花莲后，张爱玲要去台东参观当地赛夏人特有的“矮灵祭”，之后再回台北，飞去香港。但不知是不是“矮灵祭”的谐音对张爱玲来说太不吉利，她尚未成行，便听闻了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他果然是不能没有张爱玲的！
赖雅是在坐车去找女儿的路上中风的，病发当时他被女儿接到了华盛顿的医院，张爱玲的钱不够到那的机票，只得按原计划飞去香港，为电影公司写《红楼梦》的剧本攒钱。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好回去照顾赖雅，张爱玲租了一间小房间，开始没日没夜地赶稿，她的眼睛甚至因为过度疲劳而导致溃疡出血，她的双腿也因为坐飞机时座位狭窄而肿了起来，一直没能消退，她甚至舍不得钱买一件冬装来御寒。
终于，在她的日夜赶工下，《红楼梦》剧本提前写好了，在等待电影公司审核期间，她又接了一个新剧本——“能赚一点是一点，赖雅还在等我回去呢”这是张爱玲那时唯一的心声。然而，等待换来的却是深深的失望，《红楼梦》被竞争对手抢拍了，张爱玲的心血付诸东流，她亦没能在母语世界里重新焕发光彩。
1962年3月，张爱玲飞回了美国，从此再也没踏上过这片让她几度欢喜几度愁的土地。
按计划张爱玲会在18号抵达机场，但心急的赖雅17号就跑到候机大厅了，他此时病情已经有所好转，只是心病却还需要张爱玲的慰疗。张爱玲回来后，也下定决心再也不离开赖雅了。她觉得人生难得有一深爱之人在殷切地守候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拿来拒绝这份等候呢？这之后，即便张爱玲长期供稿的电影公司倒闭，他们的收入和生活境况愈发糟糕，她也再没有离开过他。
他们把家搬到了黑人区的廉价公寓里，张爱玲也不得不放弃寄予厚望的《少帅》的写作，转而写一些广播剧和翻译作品维持生计。但张爱玲的努力和妥协没有换来基本的回报：赖雅的身体终于彻底垮了，他几次中风后瘫痪在床，完全依靠张爱玲来照料。张爱玲从一个贤惠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全职看护。这让赖雅十分内疚，因此他变得沉默寡言，张爱玲也被繁重的工作和家务压得喘不过气，生活不再是幸福而满足的了。但又有什么办法呢？人生有起伏，爱亦有明媚和晦暗时分，既然眼前这个人曾给过自己如此温暖的慰藉，那在他需要自己时，为他牺牲再多又如何呢？
张爱玲的不离不弃终究没能感动上帝：1967年10月8日，赖雅带着对张爱玲的无限眷恋与歉疚，悄然离去。对他来说，自己和张爱玲都得到了解脱；而对张爱玲来说，她宁愿永不得脱，因为解脱之后，将是一生的失落。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余生的二十多年里一直以赖雅为姓，并自称赖雅夫人。这段十年多的跨国恋情，在张爱玲心中留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如果一定要为这段感情下一个结语，那不如用张爱玲多年前的小说《倾城之恋》里的那段无奈的告白好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是的，人生和永恒都是我们无法做主的事，时代的洪流里，我们常常自身难保。但我们唯一能做主的，就是守住那颗想和你永远在一起的心，在岁月的流变中，永不褪色！
余韵袅袅
赖雅去世后，张爱玲先后在雷德克里芙女校和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但都不顺心，在创作上她也始终没能打开属于自己的新天地，倒是在大洋彼岸的港台文学界掀起了一股“张爱玲热”，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许多作品，一些铁杆“张迷”也冒了出来，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的妻子——著名作家琼瑶女士，也将张爱玲视为写作上的“老师”。1971年，张爱玲接受了“第一张迷”水晶先生的专访，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为我们了解张爱玲的晚年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她起身拉开白纱幔，参天的法国梧桐，在路灯下，便随着扶摇的新绿，耀眼而来。远处，眺望得到旧金山的整幅夜景。隔着苍茫的金山湾海水，急遽变动的灯火，像《金锁记》里的句子：“营营飞着一颗红的星，又是一颗绿的星。”
……
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惟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而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想起自己见识过的留美学人或者作家的书房，千篇一律一张四四方方大书桌，四围矗立着高高低低的书架，堆满了书，中、西文并列。只有张女士的书房例外，看不到书架和书桌。不过，她仍然有一张上海人所谓“夜壶箱”、西洋称之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头。她便在这张夜壶箱上，题写那本她赠送给我的英文书《怨女》。
张爱玲告诉水晶先生，自己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时才休息，也就是她常说的“与月亮共进退”。谈话期间她喝了好几杯咖啡——这是她与月亮共进退的武器。因为得知水晶先生已经订婚，张爱玲还特意为他的妻子准备了一份礼物：一瓶香奈儿五号香水。这些细节都让水晶先生感慨：“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张爱玲！”她哪里有一丁点的冷艳孤高呢？
可惜的是，这是我们关于张爱玲晚年生活细节的唯一史料了。
1972年，因为名气渐涨而收入宽裕的张爱玲移居洛杉矶，在这里潜心创作。她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海上花列传》和研究红楼梦。翻译《海上花列传》算是她的还债之作，当初她便答应胡适要做的，现在才空出时间和精力。但即便是还债，张爱玲也做得煞费苦心，仅仅是书名的翻译，她就和出版方一再商议确认，更别提里面各种中文名字翻译的韵味考量了。对《红楼梦》的研究考据则是张爱玲的兴趣所在，她自幼熟读《红楼梦》，早年还曾写过戏谑之作《摩登红楼梦》，她后来将自己考据《红楼梦》的想法告诉了宋淇夫妇，他们鼓励她有时间一定要完成这件工作。而此时的张爱玲没有了各种包袱，她有的是时间。
1977年，张爱玲前后历时十年，终于完成了这本24万字的《红楼梦魇》，以小说家的眼光为研究《红楼梦》提供了不少有趣的新见解。
后来张爱玲也写一些散文和小说：《张看》《色，戒》《惘然记》《余韵》《对照记》都出自这段最后的隐居岁月。
《对照记》是张爱玲最后一本散文集，里面收录了她许多未公开的私人照片。完成《对照记》时，张爱玲已经73岁了，在这本“遗著”里，她一改往日对个人隐私的低调保护，将自己、母亲、姑姑，以及炎樱等人的照片都放了进去，让我们看清了那些曾陪伴过她生命或长或短时光的人物形象。彼时，除了炎樱之外，大部分人都已经去世：父亲逝世于1953年，母亲逝世于1957年，胡兰成逝世于1981年，姑姑逝世于1991年。张爱玲留给世人的最后影像是她在1994年获得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特别成就奖”时拍摄的：清瘦，苍老，面容冷峻，手里还卷握着一份报纸，上面赫然写着“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给人一种莫名的奇异观感。她是在告诉世人：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吗？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洛杉矶的邻居发现已经好几天没见到这位清瘦的东方老太太的身影了，当他们报警打开张爱玲的房门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凄美所震撼：一位身着红色旗袍的清瘦的老太太，端然躺在行军床的蓝灰色毯子上，旁边是一张书桌，桌上是一叠铺开的稿纸，和一只未来得及合上的笔。
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又命运多舛的传奇女子，就这样悄然逝去了。那天恰好是中国农历的中秋节，是一年中月亮最圆的一天——这个一生与月亮共进退的女人！她的逝去，有最美的月光送行。
张爱玲逝世前早已整理好了各种稿件和书信，整齐地装进手提包，放在桌上，并留下了简短的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宋淇夫妇处置；二、不举行丧礼，立刻将遗体火化，不要让人看见，将骨灰撒到空旷处。她要像一株自生自灭的野花那样，恣意开后，悄然萎去，不给世人一点叹息的机会。
9月19日，张爱玲的遗体在玫瑰岗墓园火化，没有仪式，没有亲朋到场。火化后，她的骨灰被撒在了浩淼的太平洋中。还记得潘柳黛曾戏谑地说她的贵族血统纯度就像太平洋里淹死一只鸡后的鸡汤浓度吗？现在她真的将自己的一切撒在了那里，但那份厚重与苍凉，却溢满了整个太平洋。反而是那些纠缠她一生的流言妄语，被太平洋的风轻易吹散。
唯愿太平洋水深情重，能将她的魂魄安然护送回上海，护送到让她魂牵梦萦的故乡。
著名作家叶兆言曾评价说：“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
但当我们真切地在纸上陪她走完这坎坷泥泞的一生，陪她欢笑哭泣，陪她高歌沉默，陪她爱恨，陪她释然之后，也许我们会愿意用更温暖的语言，像回忆一个老朋友那样说起她：“哦，张爱玲，那个既聪明又愚笨，有时还有点犟的瘦姑娘！她精明一辈子，在爱的路上却执拗地蒙起眼睛。愿太平洋的海水，可以稀释她每次磕碰受伤的疼痛，给她永远的喜乐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