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被聘为北大文学院教授后，薪水或代用品都由西南联大发给，收入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总体来说，他的生活仍然是困顿的，一部分著作也是靠居正等人的资助才得以出版。1944年，他写作《读经示要》的时候，条件极其艰苦。
当时，北碚镇镇长卢子英是个豪爽的人，听说熊十力要开办一个哲学研究所，便慷慨地把自己的一栋房产腾了出来。可惜，由于各种原因，熊十力的哲学研究所没有办成，房子便留给熊十力暂住。就是在这所房子里，熊十力开始写作他另一部著作《读经示要》。
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只有一张破旧的小桌，熊十力自己也没有什么像样的文房四宝：所谓的砚台，不过就是两只粗糙的黑陶碗，一个盛满墨汁，另一个盛满朱红；笔呢，则是一支掉毛的秃笔；纸，是发黄的草纸。凭着这样简单粗陋的工具，熊十力硬是在十多个月里，完成了《读经示要》的写作，同年12月，由重庆南方印书馆印行。
有一次，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临走的时候，熊十力出门送行，陪徐复观走了很长一段路，一边走一边谈到自己的穷困经历，进到动情处，禁不住潸然泪下。
即便如此，当一笔数量可观的财富摆在熊十力面前的时候，为了一种气节，他竟然能够一拒再拒。
原来，《读经示要》出版后，徐复观给蒋介石送去了一本。蒋介石读过后，非常欣赏，对徐复观说：“熊先生是当代大哲，时局如此混乱之际，还能著此大作，实属不易。你代我送两百万法币给他，以示关心，使他更专心于著述。”虽然当时法币已经贬值得不成样子，但是这个数目还是具有不小的购买力。
徐复观高高兴兴地拿着这笔钱去见熊十力，本以为生活困顿的老师会高兴不已，欣然收下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熊十力听徐复观讲完事情的经过后，竟然大发雷霆，怒斥道：“王八蛋！你送书给蒋先生，为什么不事先跟我讲一声？告诉他，我不会要他的钱！”
徐复观受到训斥，深感委屈，但他知道熊十力的脾气，所以没有做过多的辩解，只是说：“如果就这样退回去，委员长肯定会训斥我办事不力，这如何是好？”
熊十力沉默了好一会儿，也许是想到徐复观所说有理，出于爱护学生的考虑，他说：“这笔钱，我是一定不要的！你如果觉得不好办，不妨把钱捐给那些西迁到江津的学校吧。”
徐复观实在没法，只得照办。当然，徐复观回去向蒋介石复命时并没有如实报告内情。于是，便有了蒋介石另一次送钱给熊十力的举动。
1945年8月14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诏书，15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举国欢腾。而且，国民党蒋介石和共产党毛泽东在重庆举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共双方在协议中同意避免内战、和平建国，共同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与其他政党合作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全国人民将会过上远离硝烟战火的和平生活。
同全国人民一样，熊十力无法抑制自己喜悦的心情。当年，唐代大诗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后，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写下这样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料想熊十力的心情应该与此差不了多少，也会是“漫卷诗书喜欲狂”。1946年的春天，熊十力回到武汉，仍然暂住在王孟荪的家里。
这个时候，蒋介石已经成为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领袖，心情自然是相当的不错。得知熊十力去了武汉，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的气魄与胸怀，蒋介石对熊十力的好友和老乡陶希圣(蒋介石著《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执笔者)说：“你打个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要熊十力在武汉办一个哲学研究所，并代我送一百万元给他，以示关怀。”陶希圣马上打电话给万耀煌，万耀煌不敢怠慢，迅速派人带着钱找到熊十力，转达蒋介石的“关怀”与“问候”。熊十力听明来意，表示坚决不收这笔钱，并冷冷地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送钱的人叫苦不迭，说：“您如果不收，我回去实在不好向上峰交代啊！”熊十力说：“这不关你的事，我熊某对抗战无功，愧不敢当！”最终，送钱的人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
显然，熊十力一拒再拒受蒋介石馈赠，并不是他不需要钱，而是在执着地坚守自己的人格操守。他对蒋介石一直反感，将其摆在自己的对立面，时刻提防他，排斥他，目的就是要维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得不说，熊十力的骨子里所透出来的，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
熊十力的这种行为也许受到过教育家张伯苓的影响。早年，熊十力曾在南开学校教过书，当时的校长就是张伯苓。1919年5月，在“五四”运动冲击下，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曹汝霖不得不辞职，悄悄来到天津，当时张伯苓正在筹建南开学校大学部，亟需经费，曹汝霖表示愿意捐出一万元，条件是成为南开学校大学部校董。消息传出，南开学校的留日、留美同学会投书张伯苓，纷纷表示反对。张伯苓采纳多方意见，最终拒绝了曹汝霖的捐款。后来，张伯苓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用军阀的银子办教育，就如同拿大粪浇出鲜嫩的白菜是一个理儿。”
其实，在熊十力的内心里多么希望能够把哲学研究所办起来啊！只是他心目中的哲学研究所应该是一所民间机构，绝不沾染官方的秽气，以保持独立性。他很清楚，一旦拿了官方的钱，特别是拿了蒋介石这种独裁者的钱，那么，他的哲学研究所就要受到钳制，就要为老蒋服务，而这是他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1946年的夏天，熊十力应孙颖川邀请，二度入川，去主持黄海化学工业社附设哲学研究部。孙颖川是熊十力当年在南开学校的同事，时任四川五通桥黄海化学工业社社长。这是熊十力距离开办哲学研究社的梦想最近的一次，可惜的是，最终因为经费不足，这个哲学研究部办得不甚理想。
第二年春天，熊十力由重庆乘船回到武汉，不久北上，回到了阔别十年的北京大学，先后住在孑民堂后院集体宿舍和沙滩松公府宿舍。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位63岁的老人，胡须花白，发落齿稀，然而，他的心依然是充满活力的，他的理想也仍然是丰满的，这从他回北大后，与一个重要人物的深入长谈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在北大与熊十力长谈的这个人，名叫胡先骕，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教育家。胡先骕比熊十力小9岁，江西南昌人。胡先骕曾经是个“神童”，3岁时就随私塾先生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一年后，就能认识几千个汉字。5岁时，学完《论语》，不仅能识字达万余，而且晓反切、通训诂。8岁时因父亲病逝而家道中落。11岁时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1906年，中国废止科举制度，12岁的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15岁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18岁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学成后归国。从1918年起，胡先骕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
在教育上，胡先骕倡导“科学救国、学以致用；独立创建、不仰外人”的教育思想，熊十力觉得很切合自己的主张，便与之就学术和养材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并建议在北大设立哲学研究所。
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熊十力建立哲学研究所的梦想，始终没有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