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怎样了？”一个渔夫大喊道。
“在睡觉，”小伙子喊着。他也不怕人家看见他在那里哭：“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尺长。”那测量着的渔夫喊着。
“我相信的确是有这么长。”小伙子说。
他到露台酒店去，要了一罐咖啡。
“要烫，里面搁许多牛奶和糖。”
“还要什么？”
“不要别的了。以后我再看他能够吃什么。”
“多么大的鱼呀，”老板说，“从来没有这样的鱼。你昨天钓到的两条鱼也真不错。”
“我那该死的鱼。”小伙子说，他又哭起来了。
“你可要喝点什么？”老板问。
“不，”小伙子说，“你叫他们不要去打搅圣地亚哥。我一会儿就回来。”
“告诉他我多么同情他。”
“谢谢。”小伙子说。
小伙子带着那滚热的一罐咖啡来到老人的小屋里，坐在他旁边，一直等到他醒过来。有一次，他看上去似乎要醒了。但是他又坠入了沉沉的睡眠里，小伙子过街去借些柴来，炖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不要坐起来，”小伙子说，“喝掉这个。”他把咖啡倒些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拿着，喝了它。
“它们打败了我，玛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打败了我。”
“它并没有打败你。那鱼没有打败你。”
“它确实没有。是后来的事。”
“佩竺利珂在那里看守着那小船和工具。你要怎样处置那鱼头？”
“让佩竺利珂把它斩碎了，用在捕鱼机里。”
“那鱼的长唇呢？”
“你如果要它，你就留着。”
“我要它，”小伙子说，“现在我们得要来计划计划别的事情。”
“他们有没有到处去找我？”
“当然。派出沿海警卫队，也派出飞机。”
“海很大，船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体会到，有个人一块儿讲话那么愉快，不像单跟自己讲，对着海讲那样。“我很想你，”他说，“你打了多少鱼？”
“第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要在一起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的运气现在不行了。”
“见鬼，什么运气，”小伙子说，“我会把好运气带来的。”
“那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管。我昨天捉到两条。但是我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跟你学，我们以后还是在一起打鱼。”
“我们得要弄一只好的锋利的长枪，总把它搁在船上。你可以从一只福特牌的旧汽车里拿个弹簧叶子来做那刀锋，我们可以到瓜巴可阿(位于哈瓦那东约五英里处，为哈瓦那的郊区，有海滨浴场)去把那刀锋磨快它。应该把它磨得飞快,蘸火也别让它断。我的刀就断了。”
“我再去弄把小刀来，把那弹簧片也磨快。这风还要刮多少天？”
“或许三天，也或许更久一些。”
“我会把一切都准备好的，”小伙子说，“老头子，你把你的手养好。”
“我晓得怎样照顾它们。昨天夜里我吐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觉得我胸口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那个地方也养好吧，”小伙子说，“您躺下吧，老头子，我给你把干净的衬衫拿来。再带点吃的来。”
“把我出海这几天的报纸，你也随便带两张来。”老人说。
“你一定要快快地好起来，因为我有不少要学的，您什么都可以教我。你吃了多少苦？”
“太多了。”老人说。
“我把吃的东西和报纸都带来。”小伙子说，“好好休息吧，老头子。我到药房去带点东西来给你搽在手上。”
“不要忘记告诉佩竺利珂，那鱼头是他的。”
“嗯，我会记得的。”
小伙子出了门，顺着那碎珊瑚礁铺成的路走去，他又在那里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酒店来了一群游览的人，一个女人向水里望下去，她从水中那一堆空啤酒罐和死梭鱼之间，看见一根极大的长而白的脊骨，连着一个庞大的尾巴，潮水淹上来，东风吹着，海港外面的风浪很大，庞大的鱼尾巴随着潮水起伏漂动。
“那是什么东西？”她问一个侍者，她指着那大鱼的长脊骨，可现在那鱼只是垃圾，等着潮水来把它卷走。
“大鲨鱼，”侍者说，“一条鲨鱼。”他预备要解释这事情的经过。
“我没晓得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尾巴，这样美丽。”
“我也从不知道。”和她同来的男人说。
在路那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仍旧脸朝下趴着，小伙子坐在他旁边守着。老人在做梦，梦见了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