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蔡教授去機場那天，我和蔣葉真都流下了依依不舍的熱淚。蔡教授拿著我在《世界神經外科研究》雜誌上發表的論文，非常激動，但是聽說我參加了援剛醫療隊，又為我擔心起來，對蔣葉真從路上一直責怪到候機大廳。
“葉真，我們培養一位優秀的神經外科醫生多不容易呀，你怎麽忍心讓慶堂到那麽危險的國家去，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可怎麽辦，到時候你哭都來不及！”
我還是第一次看見蔡教授這麽著急，按理說，蔡教授應該支持我去援剛醫療隊的，阻止我不是老人的性格，也可能是離別的傷感讓老人的心腸軟了下來，也可能是他太珍惜人才了，無論我和葉真怎麽解釋，蔡教授就是不依不饒地責怪蔣葉真，終於把蔣葉真的眼淚說了出來。蔣葉真的眼淚一出來，我的眼淚就止不住了，我真怕這次援非真出現意外，再也見不到老師了，蔡教授見兩個學生都哭了，也抑製不住流下了渾濁的眼淚。
送走蔡教授後，我的心情一直很低落，為了調整自己的心態，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出發前的封閉訓練中。
這次赴剛果（金）的援非醫療隊一共十一人，為了更好地適應當地的環境，醫療隊需要進行一個月的封閉訓練。一晃半個月過去了，隊員們都覺得很有收獲。
剛果（金）地處非洲中西部，自然環境惡劣，經濟凋敝，基礎設施差，小範圍武裝衝突不斷，加之地處赤道地區，終年高溫多雨，蚊蟲較多，由其傳播的傳染病也較多，艾滋病、瘧疾、霍亂等各種傳染病時常流行，這對醫療隊是一場艱巨的考驗。
越訓練我越覺得責任重大，如果不能健康安全地帶回隊員，我將無法向院黨委和隊員家屬交代。
早晨，醫療隊員正在操場跑步，趙雨秋突然來到訓練基地找我。她的眼睛紅腫，還藏著深深的悲哀。看得出，她昨晚沒睡好，還哭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