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清史專家、檔案學家、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前館長鄒愛蓮研究館員新著《清宮檔案說清史》，恰逢北京故宮建成600周年之際，即將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付梓，我非常高興，更表示祝賀。我同鄒愛蓮館長相識近40年，又是大同鄉，有著特殊的緣分。我就地緣、書緣、學緣，在書之前，寫幾句話，權且算作前言。
一 說 地 緣
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前身是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自始至今，都在故宮紫禁城之內。故宮與我有特殊的地緣。我早先的住家，與故宮南向第一道大門——天安門紅牆隻有一街之隔；我所上的中學，校址原是清宮內務府升平署舊址，與故宮西牆也隻有一街之隔。這南北與東西兩個一街之隔的地緣因素，給了我太多去故宮博物院暨明清檔案部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便利和機會。
我之所以學習清史、研究清史，其中一大原因，就是北京故宮有唯一的、大量的、珍貴的、第一手的明清檔案史料——1000多萬件（套）明清檔案、200多萬件（套）滿文檔案等。這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人類文明的珍粹。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幾乎每天早上帶著書籍、文具和窩窩頭，來到故宮西華門外等候，大門一開，急忙進去，到靠近故宮西牆的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查閱檔案，直到傍晚關門前離去。可以說，我在學術上的每一點收獲、每一點成績，都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對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對館裏的領導和朋友，始終懷著感謝、感激、感恩的心情。
鄒愛蓮館長1982年剛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我們就認識。多年以來，我和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各屆領導、檔案專家、年輕俊彥，或師或友，情誼至深。我舉個例子。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珍藏的“康熙起居注”，我去借讀時，開始時一月一月地查，做卡片，記筆記等。這批重要史料，為方便讀者，由該館朱金甫先生等整理、標點，中華書局於1984年出版，但其另一半存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兩岸所存，大體各半——不是前一半、後一半，而是不規則地錯開珍藏。這就給讀者利用造成極大的不便。海內外讀者、中外之學人，迫切希望兩岸能合璧出版其全部影印本。1992年，我和馮爾康教授等一行9人，到台北出席“海峽兩岸清史檔案學術研討會”。會間應邀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看到該院收藏的另一部分“康熙起居注”。後來，我在1997年、2003年、2007年和2008年等多次去台北，都到台北故宮博物院去查檔案。此時台灣聯經出版公司老總林載爵先生，正在編輯出版我的《康熙大帝》（繁體字豎排本），並請我吃飯，席間談起兩岸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冊》一事，他表示有同大陸合作出版此書的願望，但種種原因，落實卻難。隨之台北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邀請我為該院專家作學術報告。事後請我餐敘，我們談及此事，她表示願意盡力玉成之。我回到北京後，同時任中華書局總經理李岩談及此事，他表示早有此意。最後我專程到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找鄒愛蓮館長談及此事，她也願意跟有關領導報告，態度積極，鼎力支持。這樣經過海峽兩岸4家單位反複協商，多次磨合，終於就合作出版“康熙起居注冊”達成共識。2009年9月3日，《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統一開本、統一版式、統一紙張、統一裝幀，精裝成54冊，合璧出版發行。這成為海峽兩岸出版界、檔案界、清史界、文化界的一件盛事。鄒愛蓮館長為兩岸文化交流、為傳承中華優秀文化，極力協調，克服困難，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我也為此事盡了綿薄之力，而收獲一套《清代起居注冊·康熙朝》，在第一冊扉頁上，鄒愛蓮、李岩、馮明珠、林載爵等諸君都簽名作為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