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理李侍堯案，對和珅仕途的發展影響極大，一方麵它吸引著和珅放下一切包袱，向貪官之路大步邁進；另一方麵，乾隆也愈加看重他，給予他更多的職權。
乾隆一生抱負極大，不僅想要留得當世的盛名，還希望自己能夠永垂不朽。古人曾說人有三不朽： “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自認為自己的德行足以廣被天下，功績也是百世無雙，於是就想在“立言”上作些文章。
這也難怪，盛世必修典，自古以來概莫能外，宋朝有 《資治通鑒》，明朝有 《永樂大典》，清朝到了乾隆年間，國泰民安，人民生活相對富足，乾隆的勵精圖治更是將大清盛世推向了巔峰，坐在峰頂的乾隆向下俯瞰，自然會有一種一覽眾山小的感覺。
乾隆三十八年 （1773年），乾隆宣布成立四庫全書館，其任務是將中國曆史上的所有著作全部輯錄在一起，這是一項非常浩大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館中光是負責抄錄的工作人員就多達數千人。
乾隆四十五年 （1780年），和珅從雲南辦理李侍堯案回京後，乾隆任命他為四庫全書館總裁。四庫全書館總裁需要對書籍的入選、版本擇定等一係列事務做出決定，隻有飽讀詩書、精通經史的大學者才足以勝任。
以和珅的學問，顯然無法擔當這麽重大的職責，所幸他為人機智、精明，而且他知道乾隆對 《四庫全書》的編纂極其重視，把它當作在位期間的一樁大事。因此，和珅投入了大量精力，兢兢業業，一絲不苟。還有一個有利的條件是，學富五車的紀曉嵐充任副總裁在一旁協助。
《四庫全書》曆時十餘年而成。和珅出任四庫全書館總裁時，四庫全書館這部文化機器已經運行多年，和珅在收尾階段上任，無疑是撿了一個大便宜。上任伊始，和珅便召集全館人員開會，勉勵館裏的學士們加班加點，爭取短時間內完成 《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