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首次發表於《花花公子》(Playboy)
收錄於《十個世界的故事》
這是少數我背離山姆·戈德溫[1]名言的例子。他說：“想傳達信息，找西聯[2]吧。”本篇故事恰恰是我想傳達的信息：警告大眾商業通信衛星的潛在危險。那時，距離第一顆商業通信衛星發射還有五年。盡管政治情勢有了些微改變，故事的其他內容都已成真。
我的名字是阿瑟·克拉克，真希望我和這檔肮髒事毫無瓜葛。不過，既然美國的道德可能受到危害——容我重複，道德——我必須先說明自己的資曆，各位才能了解，我如何在已故的阿爾弗雷德·金賽博士[3]協助下，不知情地引發了雪崩般的災難，西方文明恐將麵臨衰亡。
一九四五年我仍任職於皇家空軍，身為雷達兵，我想出此生唯一一個原創的點子：我在第一顆斯普特尼克衛星誕生的十二年前，想到人造衛星可以成為絕佳的電視信號發射器。衛星站距離地表數千英裏，能輕易向大半個地球播送信號。廣島原子彈爆炸一周後，我寫下自己的創意，提出在赤道上方兩萬兩千英裏處設置中繼衛星網絡的構想。在這個高度，完成繞地球公轉一周恰好需要一天，因此能固定於地球相同位置之上。
這篇文章刊登於一九四五年十月號的無線世界雜誌，我當時沒料到天體力學竟會在我有生之年走向商業化，未曾為自己的構想申請專利。就算我想申請，成功概率應該也不大。(若我判斷錯誤，也寧可不知道真相。)不過，我持續在著作中宣揚這個構想，直至今日，通信衛星已經如此普及，卻無人曉得其起源。
美國眾議院太空工程與太空探索委員會與我聯絡時，我確實曾試著澄清，心懷哀怨地為自己討公道；若有興趣，各位可在委員會報告未來十年太空發展第三十二頁找到我的證詞。當時我仍渾然不覺，後來事件發展(如同各位接下來即將得知的)與我當時的結語對照，顯得格外諷刺：“由於我居於遠東，時常可見西方世界與蘇聯為了數百萬尚未表態的亞洲人民明爭暗鬥……若電視信號可能從正上方的衛星傳播，政治宣傳的效果高低便可能決定勝負……”
我的看法仍沒有改變，不過我當時忽略了某些可能——不幸的是，其他人想到了。
一切始於某場官方招待會。生活於遠東首府城市，這種場合已成為獨有特色。當然，這在西方國家也很常見，簡直稀鬆平常，但在科倫坡，鮮有其他娛樂足以匹敵。隻要你還有點身份，每周至少會收到一次邀請，參加大使館或公使館、英國文化協會、美國援外使團、法國文化協會或其他以字母縮寫為名，由聯合國衍生出的無數機構所舉辦的招待會。
起初，我和我的合作夥伴的社交圈僅限於印度洋水麵之下，我們無足輕重，外交圈很少找來我們這兒。但麥克為戴夫·布魯貝克[4]的錫蘭巡回演出擔任主持之後，越來越多人注意到我們；尤其，他又娶了島上數一數二知名的美人，更引人注目。因此現在雞尾酒和酒會小食與我們之間的距離，隻取決於我們多麽不情願舍棄舒適的紗籠裙，換上西方荒謬的襯衫、正裝外套和領帶。
那是我們第一次造訪蘇聯大使館，當天招待的是幾位剛進港的俄國海洋學家。在列寧與馬克思畫像無可避免的照看下，屬於各種族裔、宗教和語言的賓客四處流動，與朋友閑聊，或者專心大啖伏特加與魚子醬。我和麥克與伊麗莎白走散了，但仍能看見他們在房間的另一端。麥克正在講那個“我就在五十英尋[5]底下……”的老故事，吸引了一幫聽眾。伊麗莎白饒富興味地看著他，而更多賓客看著伊麗莎白。
自從我在大堡礁潛水采珠時弄破一隻耳朵的鼓膜，聽力就大為受損；地麵上的噪聲對我來說太吵了，聽起來至少多了十二分貝。尤其在這種場合，若被介紹給名為達瑪斯裏華登、提沙維拉辛提、古恩奈提裏克跟加雅維克裏瑪的賓客，聽力障礙更顯麻煩。因此，我若不是對著餐點狼吞虎咽，就會找個相對安靜的角落，希望若與他人交談，至少能聽懂對話一半以上的內容。當時，我正站在裝飾柱旁，躲開噪聲，一邊以抽離(或說像毛姆般超然)的態度觀察現場。我發現有人看著我，臉上表情寫著：“我們是否見過？”
我會仔細地描述他的長相，因為想必不少人認得他。他大概三十幾歲，我猜是美國人，看來光鮮體麵，留著利落短發，流露出在洛克菲勒中心附近工作的神態；這種風格原本極具標誌性，後來卻被年輕一代蘇聯外交官與技術顧問模仿，學得惟妙惟肖。那人大約六英尺高，棕眼銳利，兩鬢黑發斑白得太早。盡管我敢肯定我們從未見過，他的麵容卻讓我想起某人。我花了好幾天才想起來：剛過世不久的約翰·加菲爾德[6]嗎？他們長得極像，如出一轍。
通常，若陌生人在酒會與我四目相交，我的標準作業流程會自動開始運轉：若對方看來還算可親但我暫時不想自我介紹，我就以不帶偏好的眼神掃視，不露出任何認出對方的樣子，但也避免顯得過於不友善。若對方看來猥瑣，我就會“好好端詳”對方，以不可置信的眼神瞪視許久，接著從容不迫地讓對方看見我的背影。極端案例中，我甚至會擺出作嘔的表情，隻維持幾毫秒，通常對方都能看懂我的意思。
但這家夥感覺蠻有趣的，我也開始無聊了，便朝他友善地點點頭。幾分鍾後，他穿過賓客人群走來，我把功能正常的那隻耳朵對著他。
“你好，”他說(沒錯，確實是美國人)，“我叫吉恩·哈特福德，感覺我們在別處見過。”
“很可能，”我答道，“我曾在美國待了一陣子。我叫阿瑟·克拉克。”
報出名字後，對方通常會一臉空白，有時則不然。我幾乎能看見他淩厲的棕眼後方有台IBM電腦正在讀取打孔卡資訊，燈光閃爍，而且訪問時間之短，令我備感虛榮。
“科學作家？”
“正是。”
“這可真是太棒了，”他看來真心讚歎，“現在我知道在哪兒見過你了，你去上戴夫·加羅韋節目時，我在攝影棚遇見過你。”
(這條線索或許值得調查，但我覺得沒什麽用，況且“吉恩·哈特福德”感覺就是假名，念起來太順口了。)
“所以你是電視圈的人囉？”我說，“在這裏做什麽呢？搜集題材，還是度假？”
他露出坦率和善的微笑，正是有所隱瞞的人特有的神情。
“噢，我隻是四處看看啦。說起來，有件非常有趣的事。我在你出版《太空探索》時就拜讀過了。啊，想不起來那是哪年……”
“一九五二年，每月一書俱樂部的麵貌從此再也不同。”
對話期間，我一直在打量他。這人感覺有些什麽令我反感，我卻說不出具體原因。再怎麽說，對於任何讀過我的書也混電視圈的人，我都願意多為對方留些餘地，姑且信之。何況，麥克和我總是在找潛在市場，四處推銷我們的水底故事，好拍成電影。不過，那和哈特福德的業務完全扯不上邊。
“聽著，”他急切地說，“我正在籌備一個很大的電視計劃，你可能會感興趣……其實，幫我想出這個點子的正是你呢!”
聽起來蠻有搞頭的，我心中的貪婪係數往上跳了幾個百分點。
“真高興聽你這麽說。主題是什麽？”
“在這裏不方便說，要不我們在我住的酒店碰麵吧。明天下午三點好嗎？”
“讓我看一下行程……沒問題，可以。”
美國人到科倫坡隻會選擇兩家酒店，我第一次就猜對是哪家。他住在拉維尼婭山旅館。各位可能不曉得自己曾見過我們會麵的地點；電影《桂河大橋》[7]故事中間有個軍醫院的場景，傑克·霍金斯向一位護士詢問比爾·荷登在哪裏。我們對那段戲特別有感情，因為背景中休養的海軍軍官之一是麥克扮的。若仔細看，畫麵最右邊那個滿臉胡須的側臉就是麥克，他正在第六輪酒水賬單上頭簽山姆·斯皮格爾的名字。根據後來的電影票房，山姆大概付得起。
長達數英裏的棕櫚海灘上，隻有這處高地。於此，哈特福德開始對我傾訴；而我單純想賺一筆的希望隨之破滅。至於他確切的動機為何(假使他真的有明確動機)，我仍沒搞懂。意外地見到我，又對我抱持著扭曲的感激之情(這個部分，我更寧可不必)，無疑助長了他的情緒，但看他自信滿滿的態勢，想必是個哀怨、孤獨的男子，急需肯定與友情。
而從我這兒，他兩者都得不到。我向來對本尼迪克特·阿諾德[8]隱約懷有同情，若了解來龍去脈，任何人都不難理解他為何變節。但是阿諾德隻在戰時背叛美國；至於哈特福德，從未有人招降卻胳膊肘往外拐。
得知哈特福德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就與美國電視圈斷了聯係，且是不歡而散，粉碎了我的美金夢。顯然，他因為黨派立場被踢出麥迪遜大道[9]，況且，他的案例罪證確鑿，並無不公。盡管他以相對克製的怒意講述如何抵抗愚蠢的政治審查，說到自己被排擠前製作的文化節目精彩絕倫(卻沒提節目名稱)還掉下淚，此時我已經大感可疑，回話也開始語帶保留。然而，雖然我對從哈特福德身上賺錢的興趣已破滅，對他個人的好奇卻漸增。他背後的主使者是誰？原來不是英國廣播公司啊……
關於這點，他在發泄完所有自憐自艾後，最後終於提到了。
“我的消息肯定會讓你大吃一驚，”他揚揚得意地說，“美國電視網很快就要麵臨競爭威脅，而且方式正如你所預測。將電視發送器送上月球的人，當然也可以將一個更大的玩意兒送上繞行地球的軌道。”
“恭喜他們，”我謹慎地說，“我一向支持良性競爭。何時發射？”
“就快了，第一座發送器會停駐於新奧爾良正南方，當然會在赤道上，這樣就會在太平洋公海上，誰也管不著。但從那個位置，從西雅圖至基韋斯特都看得見。想象一下，唯一一個美國全境都可收看的電視台!連夏威夷都收得到信號!史無前例，美國家家戶戶都可不受幹擾直接收看的頻道，連J.埃德加·胡佛的童子軍都擋不了。”
這就是你的勾當呀，我心想，至少還挺誠實的。我很早以前就放棄與政治狂熱者或地平說支持者爭論，不過，若哈特福德所說不假，我倒想設法多套點話。
“先別那麽興奮，”我說，“你忽略了幾點。”
“例如？”
“這會是雙刃劍，大家都知道空軍、太空總署、貝爾實驗室、國際電話電報公司、休斯飛機公司和十幾個其他單位都在忙同一件事。蘇聯對美國幹了什麽，美國肯定會以牙還牙。”
哈特福德假意微笑。
“噢，克拉克!”(真慶幸他沒有親昵地直接叫我名字。)“我有點失望呀!你總知道美國火箭的承載容量可落後蘇聯好幾年!難道你以為蘇聯造出T3就打算休息了嗎？”
這時，我才開始認真地正視哈特福德所說的話。他說的完全正確，T3的乘載容量至少是任何美國導彈的五倍，能將物品發射至兩萬兩千英裏的關鍵高度——唯一能讓衛星固定於地球特定地點上方的高度。等美國能達到同樣表現，天知道俄國人又進展多少。是啊，隻有天知道……
“好吧，”我認輸，“但是，美國五千萬個家庭會單單因為收得到信號就轉台收看莫斯科製作的節目嗎？我很敬佩俄國人，可他們的娛樂節目比政治更糟。波修瓦劇院的芭蕾表演之類的嗎？在我看來，很快就膩了。”
我再次收到古怪又毫無笑意的微笑。哈特福德一直等著使出撒手鐧，現在正打算把我擊倒。
“是你自己提起俄國人的，”他說，“當然，他們確實涉入其中……但隻是承包商。我服務的獨立單位隻是向俄國人購買服務。”
“哇，”我嘲諷地說，“好厲害的單位呀。”
“確實，規模可是最大的呢。雖然美國試圖假裝他們不存在。”
“噢，”我脫口而出，“原來你的讚助人是他們呀。”
我曾聽過些傳聞，說蘇聯準備為中國人發射衛星；想來這些傳聞不甚精確，至於具體差距多大，我仍不能確定。
“你說得對極了，”哈特福德繼續說，顯然非常享受此刻，“關於俄國娛樂的事。就算一開始看來新奇，尼爾森收視率[10]也會很快跌至穀底。若播我製作的節目，可就不同啦。我的工作便是搜集厲害的題材，播出時肯定會讓其他電視台關門。你以為我做不到嗎？把酒喝完，上樓來我房間吧。我這兒有一部品位高雅的電影，在講宗教藝術，想讓你瞧瞧。”
雖然我懷疑了幾分鍾，哈特福德確實沒瘋。不過，我可能會把屏幕上閃過的片名《十三世紀密宗雕像的麵貌》換掉，改成比較容易吸引觀眾轉台來看的名稱。
“別被嚇到，”伴著投影機的嗡嗡聲，哈特福德咯咯笑道，“這片名在海關調查員問東問西時省了我不少事。當然，電影名副其實，不過等時機成熟，我們會換上更能吸引觀眾的片名。”
起初是幾個建築場景的長鏡頭，看似無害，但幾百英尺影片播完，我便明白了哈特福德的意思。
各位可能曉得，印度有些廟宇有著製作精巧的雕刻。看到這些雕刻時，我們西方人絕對不會聯想到宗教。若說風格“直白”，簡直委婉得可笑；作品非常具象，甚至不留任何遐想空間。然而，這些雕像確實是藝術作品，哈特福德的電影亦是。
若各位好奇，這部電影的場景是科奈克的太陽神廟。我曾經查閱過相關資料，此廟位於印度奧裏薩邦海岸地區，普裏縣東北方約二十五英裏處。參考書目對此廟的描述都拐彎抹角；有些為了“由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不可能提供圖像說明而道歉。不過，珀西·布朗的著作《印度建築》曾毫不留情地批評過。那些雕刻作品，該書以不認同的語氣寫道，情色得無恥，沒有任何其他已知建築可與之比擬。讀來武斷，但看完電影後，我相信其文不假。
運鏡與剪接技巧高明，鏡頭流暢平順，使古老石雕栩栩如生。片中幾段以縮時攝影捕捉太陽逐漸攀升，灑下的陽光追逐著石雕狂喜交纏的暗影，令人為之屏息；特寫場景突如其來，觀者霎時還反應不過來；以柔焦鏡頭觀察大師的石雕作品，呈現各種幻想與逾矩之愛；鏡頭不懈地拉近或平移，觀者仍不解其意義時，又瞬間定格於曆久不衰的欲望，盈滿於永恒。配樂以打擊樂為主，某種我不認得的弦樂器奏出單薄的高音，節奏與剪接搭得天衣無縫。有時放得極慢，疲憊宛若德彪西的《牧神午後前奏曲》開頭；接著鼓聲又逐漸鋪陳，直到聽來狂亂甚至令人難以忍受的**。跨越數個世紀，結合了遠古雕刻藝術與現代攝影技巧，譜出狂喜之詩，此片簡直是記錄於賽璐珞膠卷的性**，我敢打賭沒有人看過仍可無動於衷。
白光漸漸填滿屏幕，****的音樂逐漸耗盡、淡出，之後是一段長長的沉默。
“天啊!”我稍微恢複冷靜後說，“你要在電視上播這個？”
哈特福德笑了。
“相信我，”他答道，“這根本不算什麽，隻是因為我能安全地隨身帶著。我們的準備萬無一失，就算被調查，也能以純藝術、忠於史實、宗教寬容等原因辯護，都已經想好啦。但那也不重要，沒有人阻止得了我們。史上頭一遭，任何形式的審查都將無計可施，無法可禁。客人待在家就能滿足所需；鎖上門，打開電視——親友全都不會曉得。”
“真聰明，”我說，“但你們不覺得這樣的口味觀眾很快就會膩了嗎？”
“當然，豐富才是生活的調味料。我們也準備了很多傳統的娛樂內容，讓我來操這個心就好。我們時不時也會放進‘知性節目’，好讓被蒙蔽的美國大眾了解世界現況……我實在討厭‘政治宣傳’這個說法!我們的特別節目就是釣觀眾上鉤的餌。”
“介意我透透氣嗎？”我說，“裏頭好像有點悶。”
哈特福德拉開窗簾，日光又充滿房間。我們下方是弧形的長長沙灘，漁船從棕櫚邊緣向外出海，海浪碎波從非洲跋涉而來，疲憊地在岸邊化為泡沫。這是全世界最令人沉醉的美景之一，我卻完全無法專注。我仍可看見石雕扭動的四肢，麵容凍結於數個世紀不退的**中。
甘草般甜膩的嗓音在我背後接著說。
“要是你知道我們有多少題材，肯定會大吃一驚。記住，我們百無禁忌!拍得出來我們就敢播。”
他走向辦公桌，拿起一本厚重破舊的書。
“這一直是我的聖經，”他說，“或說是我的西爾斯目錄[11]、消費者聖經，你怎麽說都行。沒有了它，我絕對沒辦法把節目賣給讚助人。他們篤信科學，照單全收，對每個統計數字都深信不疑。你認得嗎？”
我點點頭；進任何一間房，我一定先觀察主人的文學品位。
“我想是金賽博士吧[12]。”
“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從頭到尾讀完，而且不是為了查找自己相關數據的人。這本書可說是這個領域唯一的市場調查報告，懂嗎？在更有用的資訊出現前，我們可要徹底地利用它。這本書指出了消費者的需求，我們就來供給。”
“全部嗎？”
“如果觀眾市場夠大，當然。我們不會浪費心思去迎合腦袋有問題、離不開牲口的農場小子，不過主要四種性向都顧得到。這也是你剛剛看的影片高明之處，能夠滿足各種口味。”
“你說得沒錯。”我微弱地說。
“我們為稱作‘同誌角落’的節目準備內容時，可是樂在其中呢!別笑啊，沒有企業可以承擔忽視這個客群的後果；若加上女性(老天保佑她們的粗花呢和木底鞋!)少說也有一千萬人。若你覺得我過於誇大，就看看報攤上那些男性藝術雜誌吧。去勒索某些健美男士演出我們的節目可不是普通的小花招。”
他察覺到我開始無聊了；這一切有種過於單一之感，令人抑鬱。哈特福德急於證明我的看法不夠公允。
“請不要認為，”他焦急地說，“性和情色是我們唯一的武器。刺激也同樣有效。看過愛德華·默羅把喬·麥卡錫拉下聖壇那個節目嗎？與我們籌劃的‘華府機密’內容比起來隻是小兒科而已。
“還有個節目叫《受得了嗎？》，絕對不適合膽小鬼，我們會發出大量警告信息，讓每個熱血的美國人都迫不及待想看。先從看似無害的開始，借用海明威打下的基礎，接著播放的鬥牛場景可會讓觀眾從座位跳起來——或衝往廁所!我們會把好萊塢電影裏頭剪掉的每個細節都播出來。
“接著，我們會播映一些獨家題材，精彩得不得了，卻不花半毛錢。你記得戰後紐倫堡審判外泄的呈堂證據嗎？影片從來沒有公開過，因為沒辦法播。集中營裏頭有好幾個業餘攝影師，用那絕無僅有的機會拍攝了作品，有些人還因為影片自證其罪。我們可不會讓那些作品白白浪費，正好可以接著播我們製作的《曆史中的酷刑》——極其學術、非常詳盡，但又能引起大眾的興趣……
“其他還有十幾種不同切入角度，講到這裏你大致明白我們的厲害了吧。電視圈以為自己多了解暗示的招數，相信我，他們還差得遠呢!當今最厲害的實務心理學家都在東方，記得那個國家的洗腦技術嗎？我們可從那學了許多。根本用不上武力；隻要包裝得宜，民眾根本樂於被洗腦。”
“而你，”我說，“打算洗腦美國人。真有野心。”
“沒錯，而且整個國家都會愛死我們的節目，剩下國會和教會大聲抗議。電視台當然也會，他們一定鬧得最凶，因為根本不可能跟我們競爭。”
哈特福德看了看表，驚訝地吹了聲口哨。
“該開始打包啦，”他說，“我得在六點前抵達那個念不出名字的機場。我想知道，你有沒有可能飛來澳門見見我們呢？”
“不太可能，但我大概理解了。再說，你不怕我泄露出去嗎？”
“何必怕呢？你能帶給我們越多曝光越好啊。雖然我們的廣告要再過幾個月才會全麵開打，我覺得你有資格先得知這個消息。正如我所說，你的書幫我想到這個主意。”
皇天在上，他的感激之情確實真誠，令我無語。
“沒有人能阻止我們。”他宣告。這時，他包裝在圓滑、憤世嫉俗的外表之下的狂熱主義終於不受控地顯露出來。“曆史站在我們這邊。我們會利用美國自身的腐敗，反治其身，而且他們毫無招架之力。既在美國領土以外，空軍不能擅作主張打下太空中的衛星，聯邦通信委員會也不可能向國務院不承認的國家抗議。若你有其他建議，我更想聽聽看。”
我當時想不到，現在仍想不出來。或許本篇文章能趕在他們的廣告登上產業報紙前提出警告，或許能在電視台之間敲響警鍾。但能有多少影響呢？哈特福德不覺得，恐怕他仍是對的。
“曆史站在我們這邊。”他這句話始終縈繞我的腦海。此致林肯、富蘭克林與梅爾維爾的誕生之地，獻上我的愛與祝福。然而，曆史的教訓同時也令我心中刮起一陣寒風；我仍記得巴比倫如何招致滅亡。
(譯者：張芸慎)
[1] 山姆·戈德溫(Sam Goldwyn， 1879—1974)，好萊塢製片人。——譯者注
[2] 指西聯匯款，1851年在紐約成立，以前主要業務為收發電報，現在主要業務為國際匯款。
[3] 阿爾弗雷德·金賽(Alfred Kinsey， 1894—1956)，美國生物學家及性學家。——譯者注
[4] 戴夫·布魯貝克(Dave Brubeck， 1920—2012)，爵士音樂家。——譯者注
[5] 英尋：英製長度單位，1英尋約等於1.82米。
[6] 約翰·加菲爾德(John Garfield， 1913—1952)，好萊塢影星。——譯者注
[7] 1957年上映的美國電影，票房大賣。下文中的山姆·斯皮格爾是本片的製片人。
[8] 本尼迪克特·阿諾德(Benedict Arnold， 1741—1801)，美國獨立戰爭時投靠英國的將領，被排擠、審判才背叛革命軍。——譯者注
[9] 美國廣告業的代名詞。——譯者注
[10] 尼爾森收視率：一種收視率統計係統，世界上最主要的統計電視節目收視率的方法。
[11] 西爾斯目錄：西爾斯公司曾經是美國也是世界最大的私人零售企業，其商品目錄成為顧客重要的購物參考。
[12] 指金賽博士的著作《金賽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