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學語境中，心分為性和情兩種，這兩種都與生俱來。“情”主要指的是七情六欲，情欲是表現出來的，是外在的；而理學家則主張“靜”，就是說，一個人應該時刻保持莊重的儀態，要注意體統，不能追趕跑跳蹦，更不能放肆地喜怒哀樂。程頤的態度就是，人應該像僵屍一樣，麵無表情，行動起來一板一眼，隻有這樣才符合“性”。性是一個人作為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也就是天理。正是因為有這樣奇妙的理論，所以，理學家要求別人“存天理（性）滅人欲（情）”。於是，朱熹就說，心可不是天理，心的其中一部分的性才是天理，情不是。
問題是，心分性和情正如水（H2O）分為氫原子（H）和氧原子（O）一樣，一旦分割了，就不可能稱為水（H2O），把“情”從“心”分出去，甚至咬牙切齒地想把它滅掉，這太不現實。朱熹也認為這有點不現實，所以他認為，我們的心是不足的，因為“情”被扔出去了，必須要找點什麽東西補充進來代替“情”。這種想法是正確的，因為性和情是心的兩條腿，缺一不可。如果你把右腿給砍了，即使把左腿練成金剛腿，你還是個殘廢，必須要去外麵找來一條腿，才是解決問題之道。於是，朱熹到心外去尋找另外一條腿，希望通過對萬事萬物的探究，從而不停地得到各種各樣的天理和道理，來彌補心的不足。
老實說，這種方法沒錯。我們必須要向外界學習，才能充實自己。比如我們要想開車，必須要去考駕照，比如我們想知道原子彈為什麽有那麽大威力，我們必須要從最基本的數理化開始學起，這些都是外在的知識，我們學習它，沒有錯。可理學家們卻在這裏來個大轉折：學習了這些基本的常識後，還要累個半死，把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本來，我們考駕照的目的就是為開車，會開車後，這個“格物致知”的流程就走完了。朱熹卻說，從考駕照後到會開車這一過程中，我們必須要得出個人生道理，然後把它寫進我們的修身寶典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