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政在解決嫪毐問題時，不失時機地扳倒了呂不韋，以後又步步緊逼，直至將呂不韋逼到絕境，並最後徹底地將呂不韋集團清掃幹淨。在這場殘酷的權力之爭中，並沒有出現常見的那種兩強相爭、互相拚殺的狀況（如前麵嬴政與嫪毐的爭鬥），而是以一方逼殺，一方退讓完成整個過程。
爭鬥中的一方——呂不韋，從被免去相國，到“就國河南”，繼而遷徙蜀地，最後飲鴆而死，一直“逆”來“順”受，未加抗爭。從當時呂不韋所擁有的威望和勢力看，他未必不能和秦王做一番較量，然而他沒有。這或許是為了顧全秦國國家利益和統一事業這個“大局”，也可能是因為忌於骨肉之親。總之，他沒有選擇抗衡和相殘的對策。
從呂不韋試圖影響嬴政，奠定秦國未來的政治策略，到甘願退出政壇，最後以自盡了斷，這一轉變和結局，既出於無奈和失望，又多少包含秦始皇像
了長者（同時也是智者）對後輩的一種忍讓，並多少表露出作為一位政治家所具有的氣度。
而鬥爭的另一方——秦王政，則表現出殘忍無情、自負獨尊的品性。
從那張給呂不韋的詔書，可以看出秦王政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居心。“君何功於秦？”如此質問，如果是發於呂不韋初為相時，還有些道理。但在呂不韋已任三朝相國，並將秦的統一大業進一步推向前進之後，談呂不韋無功於秦，顯然是無視事實。“君何親於秦？”這樣發問也不近情理。如果呂不韋真是嬴政的生父，那嬴政如此說話，表明他是毫不顧惜骨肉親情的。如果呂不韋不是嬴政生父，但看在呂不韋立子楚為嫡嗣的分上，也不該把話說得如此絕情。
呂不韋和嫪毐無疑屬於兩類人，然而嬴政對他們都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對嫪、呂兩人的處置，體現出嬴政複雜個性的兩個方麵：勇毅、果敢與殘忍、暴虐。這種個性，無疑建立在其獨擅權勢的強烈欲望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