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一些思想家開始發現了人民的力量和價值，提出了民本思想。其中最為後人稱道並加以廣泛引用的，是《孟子》和《荀子》中的兩段話。
《孟子·盡心下》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荀子·哀公》中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
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不同於西方的民主主義。比如，在古希臘實行民主製的城邦，是不允許有君主存在的。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從來沒有也從不試圖在製度的層麵上排斥和否定君主與君權。西方的民主製是一種審美意識，而中國古代的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發現人類社會關係中的兩種力量，主張以民權製約、抗衡君權，在這一點上，似乎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相近。檢視春秋戰國時期的民本思想，可將其主要觀點歸納為三點：君權的根本在民；立君的目的在於保民；如果君不稱職，民可以批評甚至反抗。
但是，民本思想這朵奇葩卻在戰國晚期逐漸枯萎，到秦王朝幾近凋敝。其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麵：
一是適應於戰時特點的法家思想受到政治家們的青睞和采納，而民本思想的積極鼓吹者儒家卻往往不能見容於這個崇尚攻取的時代。一些法家人物，在為大一統的專製及帝製搖旗呐喊時，將君權至上論推向極端。
《韓非·外儲說右下》認為，君主再壞，終究是君主；臣民再好，終究是臣民。這就好比再破爛的帽子也要戴在頭上，再好看的鞋子也必須踩在腳下。
法家也有一些重視“民”的言論。但其所看重的，主要是可供驅使的“民力”，而非“民心”，更不是民在社會中的主體價值。有的法家甚至公然宣稱：“雖拂於民心，立其治。”（《韓非子·南麵》）。絲毫不見民心的向背對為政、治國的重要性。他們還將欲“得民之心”的儒家反說為“不知治者”，以為“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為政者如果想要適合民意、民心，乃是“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