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17年，晋愍帝被害，西晋灭亡。公元317年，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即皇帝位，是为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是司马懿的曾孙，琅琊王司马觐的儿子，于公元276年出生于洛阳，其15岁袭封为琅琊王。他所建立的东晋王朝偏安江左，借长江天险和江南富饶的人力物力与中原的十六国对峙，后延续了11帝，共持续了104年。
晋愍帝被害后的次年二月，弘农太守宋哲从北方逃至建康。宋哲带给司马睿晋愍帝临降前的诏书。晋愍帝在诏书中同意了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对司马睿称帝，晋愍帝提出了一个条件，即要他带兵北伐，收复故都，为其报仇雪耻。晋愍帝还在诏书中含蓄地表露了对司马睿坐视危亡不救的怨恚和谴责。
司马睿读到诏书后，先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最先他哭着拒绝了下属要他上尊号的建议。不过，经过一番形式上的谦让后，他终于接受了晋王的名号，按照魏晋丞相称王的惯例，“备百官，立宗庙社稷于建康”。公元317年三月丙辰日，司马睿坐上了皇帝宝座，东晋王朝正式建立。从此，偏居江南一隅的司马睿政权成为晋王朝的代表。
在登基典礼中，城府极深的司马睿突然给为他登上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王导出了一道难题，要王导与自己一同坐在御**。这一提议实在是古今罕见。这就表明，这是皇帝在要求臣下与他同治天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实际上，这与贯穿晋王朝始终的门阀士族势力恶性膨胀、主弱臣强的现实情况有直接关系。
司马睿如果没有士人王导的扶助，是难以立足江东的。早在西晋晋怀帝永嘉元年（307年），司马睿被任命为安东将军，扬州都督，镇守建业。司马睿刚到江南时，作为来自北方的皇族，他并没有什么威信，全赖王导为他出谋划策。当时在江南，每到三月三日，人们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叫做“修禊”。那一天，王导让司马睿乘坐两人抬的肩舆，而自己却和堂兄王敦及其他朝臣骑着骏马陪伴，表面上是去看修禊，实际上招摇过市，故意让人看到司马睿的尊严。一时间建业城外，人山人海，江南名士纷至沓来。众人看到司马睿有王导、王敦这样的名流辅佐，而他自己又显得谦和有礼，由此众多士人为司马睿的风度所感染。司马睿等回城后，王导向他进谏说：“顾荣和贺循为江南士人的领袖，如果能吸引他们入朝，其他的人也都会归顺。”司马睿听后派王导去请二人，顾荣和贺循二人也看到了司马睿的风采，所以欣然而至。司马睿任命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军司兼散骑常侍，有了这两人的带动，江南江北名士如纪瞻、周、卞壶、刘超、张闿等，皆慕名而来，成为司马睿的幕宾。司马睿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中原动乱，北方士人大批南下，王导劝司马睿广收人才。当时自南渡北人中得106人，都辟为掾属，号称“百六掾”。司马睿因此得到了南北士人的共同拥戴，能在西晋灭亡后顺利称帝。东晋偏安江南，自司马睿称西晋庄园生活壁画
帝始，就出现了在政治上服从王导，在军事上依赖王敦的局面。司马睿称帝，王导以扬州刺史兼为骠骑将军，领中书监，录尚书事诸职居中执领朝政；王敦以江州刺史兼为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广、交六州诸军事等职，在外独擅军权。王氏一家操控着西晋王朝的实际权力。司马睿要王导上御床与他同坐的一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当然，司马睿这一形式上的谦让也是对王氏家族掌控大权的不满表现，最后还是让王导坚决辞谢了。可“王与马，共天下”的时谚却是对当时西晋政局的恰当概括。
东晋建立初期，孑身处于南北士族之间的司马睿如果没有王氏的扶植，则难以维持住自己的帝位。司马睿与王氏兄弟合作前期，两家存在共同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在这一时期，王导、王敦同司马睿在政治上是一致多于分歧。而随着司马睿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政权统治范围的不断扩大，司马睿则越来越不甘于受王氏兄弟的摆布。他开始推崇“申韩”之说，身体力行，“以法御下，明于黜涉”，重用刁协、刘隗等人，力图排抑、削弱王氏的势力。他曾把一部《韩非子》送给太子司马绍，希望太子能体会到自己的心思。司马睿的这些主张与王导制定的“以清静为政”的国策自然是相冲突的。但司马睿毕竟没有在乱世中力挽狂澜的雄才大略，他在位五年，始终偏处江南一隅，永昌元年，公元322年，他于忧愤中去世，终年47岁。
点 评
西晋在统一中华几十年后就迅速灭亡，固然让人感到惋惜，匈奴等少数民族对西晋汉人的迫害仇杀，也固然令人感到忧愤，但任何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一棵参天巨树的倒塌多不是先被外力推倒，而是先从内部开始腐烂。西晋这棵巨树是一棵先天就没能栽好的树苗，其在被栽种到土里以前，根系就已经开始变质。在晋王朝中，世家士族门阀的势力永远都要强过王权，使得上下君臣关系颠倒。晋武帝在王浚攻破石头城后，因为考虑到王浑家族的势力，赏罚不能公正。到司马睿时，竟然出现了与王导共坐天下的地步。满朝文武竞相豪奢，晋武帝为了满足上万名后宫佳丽的需要，竟然公开卖官鬻爵。被派到各地的宗室藩王本来是为了令其能维护中央统治，结果司马家诸王个个利欲熏心，为争夺最高权力不惜同室相攻，终于迅速瓦解了这个先天不足的王朝的腐败统治。可悲之事，亦有可恨之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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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玄风的四位代表人物
玄学是在汉末及三国时期逐渐产生并发展的。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融、郭泰、何晏和王弼四人。
马融是东汉中后期的名儒。他在政治与生活上极其堕落，在学术上为《老子》作注，竭力捏合儒家和老庄。起初邓骘仰慕其名望，派人召其为舍人，马融不就，客居凉州武都汉阳。结果马融在汉阳遇羌人暴动，边境扰乱，米谷价格飞涨。马融没钱买吃的，后悔未应邓骘之召。他对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飓尺之羞，灭无资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于是应邓骘之召。后来这位大儒为了保全生命，又助大将军外戚梁冀诬害名臣李固，并作大将军《西第颂》。行为如此龌龊之人，其学说也不过是掩盖其丑陋的外衣而已。
郭泰出生于东汉晚年。当时社会动**，朝廷政治腐败，士大夫等知识阶层对现实不满，那些起来反对、要求改良政治的人，多被残酷迫害。郭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下，他对政治前途失去了信心，思想低沉，唯有借老庄思想和玄学逃避现实。在《抱朴子·正郭篇》中，郭泰曾说：“吾昼察人事，夜看乾象，大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流横，吾其鱼也……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
玄学的真正奠基人是何晏与王弼。《颜氏家训·勉学篇》中指出：“何晏、王弼，祖述玄宗。”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说：“迄至正始，务欲守之，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冉、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何晏和王弼都是祖述老、庄，大煽玄风，以维护其政治利益。何晏著有《道德论》，王弼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还著有《老子指略》。何晏玄学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
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咸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王弼的主张大体与何晏相类，也是把“无”说成万物之本。他认为：“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名者，万物之宗也。”在他们眼里，宇宙万事万物都生于“无”，无生有，有生一切，这也是后来众多玄学家们的观点。玄学同儒学一样都承认自然的存在，自然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即“道”。但在如何对待“道”上，儒学认为应以“教”为准，力求入世，也就是应该“修道”，应该“有为”，把自然朴素的道加以文饬整齐。玄学则主张顺乎自然，顺乎道。顺乎道、顺乎自然，也就是“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