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两个白痴皇帝，都出在晋朝。其一是晋惠帝，其二就是孝武帝长子，安帝司马德宗。晋惠帝与安帝，两位皇帝虽都天生愚痴，但晋惠帝不管怎么说还知道自己是皇帝，脑子虽然痴呆一些，日常生活尚能自理，司马德宗则是一个彻底的白痴。《晋书》中说：“帝（司马德宗）不惠，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也。凡所动止，皆非己出。”相比之下，晋惠帝在痴呆人群中算是优秀的，而司马德宗除了能喘气外，就什么也不会了。
司马曜被张贵人杀害后，司马德宗以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会稽王司马道子为太傅，行摄政，由此司马道子更加放纵无所顾忌。为对抗王恭、殷仲堪等人，司马道子重用王国宝、王绪。以王国宝为中书令，兼中领军，后又任他为左仆射，领选举、加后将军、丹扬尹，领东宫兵。于是，在内外失衡的情况下，司马德宗继位只一年，隆安元年，即公元397年，兖州刺史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等，以讨王国宝为名起兵。司马道子无奈，只得诛王国宝，以去王恭起兵口实，于是王恭退兵京口。王国宝被诛杀后，司马道子用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企图借宗室力量削弱地方门阀势力。同时，司马道子为防王恭、殷仲堪再次起兵，用自己的儿子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并率领卫将军府兵和徐州兵。司马道子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重立宗王，以抗门阀的意思。但他的意图并非为国，而只出于私利，不过是想以宗王势力取代门阀政治而已，并没有巩固皇室、加强皇权的意图，再加上其本人的昏聩无能，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不久，司马道子听司马尚之意见，用王国宝之兄王愉为江州刺史，并割豫州四郡，使王愉为督。实际上是用王愉去监视王恭。于是，王恭联合殷仲堪、桓温之子桓玄再度起兵。桓玄与其父桓温一样野心勃勃。他在荆州有很大的潜在势力，本已任命为广州刺史，调离荆州，但仍滞留荆州尚未赴任，有待机夺取荆州之心。王恭起兵，正合了桓玄心意。而王恭起兵，主要倚重北府兵。北府兵刘牢之门第低微，王恭出身于东晋第一号门阀，虽依靠刘牢之，却又以牢之出身而轻视他，这令刘牢之深怀怨恨。
司马道子得悉王恭、殷仲堪、桓玄再度起兵的消息后，惊恐得一时间不知所措，而其子司马元显颇有些才能。司马道子便以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假节，领兵讨伐王恭。司马元显利用王恭与刘牢之之间的矛盾，使人劝说刘牢之归顺朝廷，许事成后即以王恭的位号授他。刘牢之遂背叛王恭，投附司马元显，致使王恭兵败被俘，于建康被斩首。这时，杨佺期、桓玄的兵已到建康城外，殷仲堪则兵至芜湖。司马道子用桓冲之子桓脩的建议，用计拆散桓、杨、殷的联合。于是未经战斗，桓、杨、殷便撤军回荆州。
在这一时期的角逐中，司马元显登上了历史舞台。司马元显与司马道子不同，他很有野心。荆州兵退后，司马元显便谋篡司马道子之权。司马道子本来就身体有病，又每日酣饮，无日不醉。司马元显就使朝廷免除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的职务，而自为扬州刺史。当时司马道子烂醉如泥，等他酒醒后才知道。司马元显是一个刚愎自用且生杀任意的人。他想组建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为解决兵源不足的问题，他“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结果军队未建，民心丧失，导致孙恩起义。
而在荆州的桓玄则起兵打回了建康。桓玄在建康剪除了司马道子和他的党羽，成为新的权臣。公元403年，桓玄令人写下让位诏书，然后拉着司马德宗的手走上朝堂，向满朝文武宣布司马德宗已经禅位于他。桓玄此举自然引发了其他门阀势力以及军阀的不满。接替刘牢之而成为北府兵将领的刘裕趁机将势力做大。公元404年，他起兵攻进建康。桓玄抵挡不住，带着司马德宗和家人败逃。刘裕紧追不放，夺得了司马德宗，将桓玄杀死。
刘裕得势后，也同桓玄一样，镇压了朝中的反对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然后出兵将内乱彻底平定。当时在市井流传“昌明之后只二帝”的谶语。昌明自是指孝武帝司马曜。刘裕也想称帝，但又不敢冒犯天意，民间有谶语，那么“过场”还是要走的。于是他为了快点登上帝位，派人杀掉了司马德宗，把一直照顾司马德宗的弟弟司马德文拉上了皇位。
点 评
东晋兴于门阀，亡于门阀。一个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有属于它自己的基本结构，这种结构将影响到这个国家的兴亡盛衰，这是国家的基本特征。比如说，夏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组织结构，其带有明显的氏族社会残余，因此在夏朝的历史上会出现“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再比如汉朝的无为统治思想影响了汉武帝的大一统，藩镇割据影响了晁错的削藩。如果说西晋的国家机构中，问题出在分封与九品中正制度上，那么东晋的问题就出在“王与马，共天下”上了。门阀世族的强盛，促使皇权在东晋时期不过是一种点缀而已，其存在的价值就是平衡各门阀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东晋想要兴盛，就要处理平衡好各门阀家族之间的关系，要是忽视门阀这一社会支柱而打破平衡，必然引发社会的动**。而门阀政治的消亡，也是由门阀政治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那就是所有的大族门阀所忠的都是自己的家族利益而已，所以互相排斥挤压，最终的结果就是各门阀在相互厮杀中力量耗尽，取得强势的门阀家族消灭了处于劣势的门阀家族，各门阀家族的力量就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内耗中被消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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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起业
陶侃，字士行，一代名将，他在东晋的建立过程中，在稳定东晋初年动**不安的政局上颇有建树。陶侃原籍鄱阳，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溪族人。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只知其父陶丹，孙吴时曾当过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并不高。
陶侃出身贫寒，年少时因父早亡，家境竟至“酷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性格刚强，她培养了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的性格。
陶侃年轻时当过寻阳的“鱼梁吏”。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陶侃仓促间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次日，陶侃又追送范逵百余里。范逵受到感动，遂向庐江太守张夔推荐陶侃。张夔于是召陶侃为督邮，领枞阳令。后因政绩，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陶侃很看重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
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有陶侃独请行”。于是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从而有了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的机会。
元康元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八王之乱”开始。大约在公元296年，陶侃来到了洛阳。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九品中正制的影响，没有权门当靠山，又出身异族，身份卑微的陶侃仕途坎坷，一直没有什么进展。直到赵王伦废贾后以后，陶侃受到当时江东士族纷纷返家乡气氛的影响，也准备南下。此时适经朋友推荐，得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小县。此时陶侃已经四十多岁。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不得已，只好弃官回家。其后，他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跻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的力量也波及了江南，引起了江南的动**不安。这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被调发的荆州武勇不愿远征，加之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太安二年义阳蛮张昌聚众，在江夏起义，攻下江夏郡，旬月之间，众至三万。朝廷即派南蛮校尉、荆州刺史刘弘率领军队前去镇压。刘弘知陶侃才干，所以刘弘上任后，即重用陶侃，辟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陶侃连战皆捷，终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是刘弘所没想到的，于是，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也就是说，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有才能的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得到了刘弘的信任，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