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關條約》簽訂以後，立刻在國內引起軒然大波，全國人民奮起反對，痛罵李鴻章的賣國行為。此時，正是全國舉子在北京會試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兩人一起寫了份長達一萬四千字的《上皇帝書》，參加會試的各省一千多名舉人都簽了名，然後集合起來，到都察院門前請願，求都察院向皇上轉達他們的意見。
這就是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這次“公車上書”雖然皇帝沒有看到，但影響極大，康有為、梁啟超成了維新派的領袖。
“公車上書”的第二天，會試發榜，康有為考中了進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並沒有影響他的維新思想。不久，康有為又用進士名義，第三次給光緒帝上書，這一次，光緒看到了，他讀後非常讚賞康有為的主張。
一個月後，康有為又寫了《上皇帝第四書》呈了上去。
康有為的這些“上書”，光緒的教師翁同龢都讀過，覺得說得在理，並積極向光緒推薦。光緒讀後，心裏久久不能平靜。他的心被熾烈的火焰所燃燒，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光緒親政6年來，耳聞目睹的內政外交，皆是一本失敗的記錄，他從康有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興大清王朝的一線希望，為保大清社稷，非實行新政不可，但這必須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緒決心向慈禧攤牌了。
他來到樂壽堂，向慈禧跪地請安後，將公車上書的內容大致說了一遍，然後陳述了自己醞釀已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並
未訓斥，也未阻撓。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6月11日），由軍機處頒布了詔定國事的聖訓，向中外宣示。光緒在聖諭中說：“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製度，主大小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準是風氣尚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從喙嘵嘵，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製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負朝廷諄諄告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