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季，我從清江營裏辭職回來，有一個朋友請我到上海某新劇社充當編輯，更請我的兄弟教授西樂。[1]當時我以為研究新劇，倒是通俗教育的事業、改良社會的捷徑，便一口應允了。
哪知我走了進去，卻大大不對頭寸[2]。那社裏頭除了幾個辦事人之外，九流三教，無所不有，實在是個極蕪雜的社會。初與他們相處，彼此便覺得扞格[3]。長久下來，卻習慣成了自然。雖然不與他們同化，卻也沒有什麽稀罕了。
春去秋來，時光迅速。不知不覺，我已在那社裏混了一年。這一年中間，我卻長得許多見識，將那下流社會的心理習慣，以及他們的交際，統通詳細研求，做了我日記的材料。這都不在話下。
單說某天的下午，我坐在房間裏寫信，我兄弟卻走進來與我閑話。
這房間很是寬大，前麵半間，鋪兩張床，一張是我睡的，一張是社員唐某睡的。靠窗放一個桌子，就是我讀書寫字的座位。後麵半間，儲藏了許多社中公用的衣裝，共有十多箱，估算起來，也很值幾千塊錢。這些行頭，都是唐某經管的，所以他住在這裏看守。
我因為這房間比別處安靜，也就在裏麵下榻。因為這屋子，平時沒有雜人進來，雖有許多衣裝放在裏麵，卻始終沒有遺失一樣東西，所以大家就不免大意。有時房門未鎖，人已走出去了，竟有連衣箱都不鎖的時候。
我們談了一會，見沒有什麽要緊話說，我仍舊寫信，我兄弟便走到後房去了。
忽然聽他喊道：“嗬喲，這假發哪裏去了？”說著便捧了一個極精致的盒子，走了出來。
我認得這紙盒，是裝假發的，四麵都貼了美人跳舞的圖畫，委實好看。社員見了它，都是愛不釋手，進這房子的人，都要拿在手裏把玩。這假發，是花了五十元的重價，托人到法國買來的，製作十分精巧，不論男女，戴在頭上，那一絲絲的金黃頭發，竟與真的一般，所以是演劇化裝的緊要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