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葬禮的一周後，我首次來到“Media Now”。員工們向我致以深切的慰問。我道了謝，努力埋頭於工作之中。
每逢假日，柏木和香苗便會帶著我和早紀子出門。我們絕口不提那起綁架案。我與柏木聊“Media Now”的工作，香苗則說起了她正在翻譯的作品。而我和柏木則回憶起了我們剛遇到早紀子和香苗的時候。
有時，我們會在歡聲笑語的間隙聽見幼童在遠處呼喚父母的聲音。我和早紀子每次都會不由自主地回頭去看，仿佛那是悅夫在喊。然而，孩子在呼喚的人，他的笑容所麵對的人，還有他所奔向的人總是別人。看到那一幕，我們就會想起，自家的孩子已經不在了。一時的幻想煙消雲散，寂靜的悲哀將我們籠罩。
案發兩個月後，警方鍥而不舍的調查終於收獲了一顆果實。他們發現，主犯曾在柳澤身邊出現過一次。
當天晚上，岩崎再一次來訪，匯報調查情況。
“我們正在對柳澤的交友圈子進行地毯式排查。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的同學和老師，在親和化學工作時的同事，接手印刷公司之後的生意夥伴……隻要是認識他的，我們都要查一遍。”
“有沒有發現疑似主犯的人？”
岩崎繃著臉搖了搖頭。
“還沒有。不過我們又找那位‘Charade’咖啡廳的老板聊了一下，打聽到了一件怪事。負責問話的探員起初也沒覺得那是什麽要緊的事情，隻是因為手頭的材料太少，才在搜查會議上提了出來。沒想到這件事牽出了一條線索。”
“怪事？”
“案發十天前，咖啡廳老板去京都站坐新幹線前往東京，在車站碰巧遇到了柳澤。而柳澤當時的舉止有些怪異。”
“怎麽個怪法？”
“老板是4月8日下午在京都站的烏丸口遇見柳澤的。老板問他要去哪裏，他說要去廣島探親。老板打算坐的那趟車還有一陣子才到，於是他便想跟柳澤聊一會兒，誰知柳澤表示，去廣島的新幹線就快發車了，可他還沒買票，沒時間磨蹭了，說著就趕去了售票處。結果走到半路，他又停了下來，衝去售票處附近的紀念品店，說‘我忘了給廣島的親戚買伴手禮’，然後買了些‘八橋餅’[7]回來。這一來一回就費了些時間。後來柳澤買了票，上了站台，卻錯過了原本想坐的那趟車。而老板要去東京，於是就告別了柳澤，坐上了新幹線的上行列車。所以他不知道柳澤在那之後做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