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遲遲沒能查出菊穀吾郎身在何處。
一年多前和被害者離婚的時候，菊穀搬出了原本和她一起住的房子，可沒人知道他現在住在哪裏。濱澤安奈也一無所知。被害者與菊穀並沒有共同的朋友，所以我們也找不到人打聽。
被害者家裏有地址簿，但上麵沒有寫前夫的最新住址。警方還用最先進的調查工具破解了被害者的智能手機，提取了其中的數據。然而警方既沒有從手機的通信錄裏找到菊穀的電話號碼和電子郵件地址，也沒找到被害人與菊穀使用社交網絡聯係的記錄。
與此同時，搜查本部也探討了被害者的妹妹濱澤安奈行凶的可能性。
她倒也不是完全沒有動機。她給借債的朋友當了連帶保證人，結果那個朋友申請了個人破產，人間蒸發了，於是巨額債務不得不由她償還，她必須在兩個月時間裏還出兩千萬日元。被害者買了人壽保險，受益人是妹妹，理賠金額是三千萬日元。姐姐一旦去世，妹妹安奈就能拿到這筆錢，所以她也有說得過去的動機。
然而，正如安奈在發現屍體後所說的那樣，她是有不在場證明的。案發當天，她在那野站跟前的美發廳“Signe”上班，從下午兩點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店長跟同事都能證明她在那段時間沒有離開過美發廳一步。
而且考慮到姐妹倆的感情，安奈也不太可能是殺死姐姐的凶手。兩人的年紀是差了八歲沒錯，不過姐姐在醫學部念大三的那一年，她們的父母意外身故了。在那之後，姐姐靠著獎學金繼續學業，同時打好幾份工賺生活費，含辛茹苦地把剛上初中的妹妹養大。所以她們的感情絕非普通姐妹可比——認識這對姐妹的人都是這麽說的。
誰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在遺體被發現的兩天後，也就是四月十三日，我與牧村警部、下鄉巡查部長一同前往殯儀館，參加濱澤杏子的葬禮。凶手出席被害者的葬禮是常有的事，所以至少派一名警員到場是警方的慣例。此舉也有助於提升士氣，讓大家懷著更高昂的鬥誌投入調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