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一日，早上六點四十分。天很冷，特別是當一個人即將被行刑隊槍決之時，更顯得寒氣逼人。
在福爾·迪夫裏堡的庭院中，一根行刑柱插在冰冷的礫石地裏。法國空軍中校讓-馬裏耶·巴斯蒂安-蒂裏站在柱子前，雙手被綁在柱子後麵。他凝視著二十米開外麵對著他的那隊士兵，眼中的疑惑慢慢消退。
黑布蒙上了他的眼睛，截斷了這最後時刻的陽光。他用一隻腳蹭了蹭腳下的礫石，略微舒緩了一下緊張的情緒。士兵們將子彈推入槍膛，拉上槍栓。在二十支來複槍拉開槍栓的哢嗒聲中，牧師的禱文顯得十分虛弱無力。
院牆外，一輛貝利埃特大卡車正鳴著喇叭，想要穿過前麵交叉路上一堆駛向市中心的小型車輛。喇叭聲剛好蓋住了行刑隊長官的“瞄準”口令。槍聲響起，這座正在蘇醒的城市卻連一點漣漪都沒被激起，甚至還不如空中鴿子拍翅膀的聲音維持得長久。喇叭聲慢慢消散了，那致命一槍的聲音也漸漸消弭在院牆外逐漸喧騰的交通噪聲裏。
這個軍官是“秘密軍組織”殺手組的負責人，他一直在尋找機會刺殺法國總統。他的死亡原本被認為是一種終結——隨著他的死亡，謀刺總統的活動也應該就此結束了。然而，命運就是喜歡嘲弄人，實際上，它卻恰恰標誌了一個新的開始。要解釋這一點，必須首先回頭看看，為什麽在這個三月的早晨，在巴黎城外軍事監獄的院子裏，吊起了一具被打成篩子的屍體。
這一天是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一年中最熱的日子裏，即使已經是晚上七點，氣溫仍然有二十三度。整個城市都熱得冒汗，巴黎人把抱怨個沒完的老婆和哇哇叫的孩子塞進車裏，去鄉間度周末了。
太陽終於沉落到巴黎宮牆的後麵，長長的影子穿過院落，帶來了令人舒適的涼爽。此時，有那麽幾個人正等在巴黎城外。他們決定，有一個人必須死，他就是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