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隨著《代頓協定》的簽署，和平終於來到了波黑。但五年之後，戰爭的創傷甚至還沒有遮掩起來，更不用說治愈了。
波黑從來就不是一個富庶的共和國。它沒有達爾馬提亞海岸可以吸引遊客，也沒有礦產資源，隻有山區和林地之間的有限耕地上的低技術農業。
戰爭對經濟的破壞還需要幾年的時間才能恢複，但對社會的破壞更為嚴重。隻有不到一兩代人的時間，很難想象塞族人、克族人和波黑穆斯林還會接受相鄰地生活在一起。即使相隔幾英裏也不行，除非用武力強行把他們圈在一個院子裏。
一些國際機構又在妄言重新統一，恢複相互間的信任，由此開始了要把已經損壞、無法修補的東西重新拚湊起來的無效努力。
管理這個破碎國家的任務，落到了一位聯合國高級代表的肩頭上。這位副領事在聯合國駐前南斯拉夫維和部隊的支持下，擁有幾近絕對的權力。不過，那些不太愉快的任務，都是一些默默無聞做實事的人承擔，其中，最沒有吸引力的工作交給了國際尋找失蹤人員委員會，縮寫為ICMP。
這個機構的負責人是戈登·培根，前英國警官，他們工作效率很高。ICMP的一項任務就是，傾聽成千上萬的“失蹤人員”家屬的口述，並做記錄；第二項任務就是去追蹤和挖掘自一九九二年起，各種小規模殺戮中死去的幾百個受害者；第三件工作是，盡力讓找到的遺體與記錄的陳述相符合，把頭蓋和遺骨轉交給親屬，按當地的習俗進行埋葬。
如果沒有DNA技術，確定死者身份是完全不可能的。這項新技術意味著，隻要親屬提供一滴血液，對比屍體的一塊骨頭碎片，就能毫無疑問地確認死者身份。到二〇〇〇年時，歐洲速度最快、效率最高的DNA實驗室，不是在富裕的西方首都，而是在薩拉熱窩，由戈登·培根用少量的基金設立起來並維持運作。為了去見培根，私家偵探格雷西在米蘭·拉耶克簽署那份指證書兩天之後，驅車進入了這個波黑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