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入六月，老周搬進了新家，我們依然有空就湊一塊兒聊天。我去他家，他的陽台大，坐藤椅上喝茶可以看見外麵的中關村大街。車來車往擁擠繁華，時刻覺得自己是坐在現代化的北京。我叫他老周，周什麽不知道。就是個鄰居，沒必要打聽那麽細。我們繼續談那個不是烏托邦的“烏托邦”問題。我很有興趣，它讓我想起了很多年前的生活，在鄉村，一碗飯吃了半個村，回到家碗裏還是滿的，各家的菜都有。能讓我回憶的東西我一般都認為一定不是太壞，所以這段時間我重讀了不少相關的書，比如《烏托邦》，比如《理想國》，比如《桃花源記》和《瓦爾登湖》，係統地回顧了聖西門和沙爾·傅立葉，甚至特蕾莎修女的著作和傳記。等等。但是他們很遠，而老周很近。這是我願意和老周聊天的原因。
“咱們談的不是你那個烏托邦問題，”老周再次強調，“是活得自然、放鬆的問題。”
我說：“是。請繼續說。”
但是老周到此為止。他隻能說這些。他沒看過《烏托邦》《理想國》和《瓦爾登湖》，也不知道聖西門和沙爾·傅立葉，特蕾莎修女也隻是無意中在電視裏看過她的一張照片。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周通過自己的感受和經驗，意識到了大家應該放鬆點兒、自然點兒，別那麽緊張、如臨大敵。這讓我有點兒仰視他，很少人有能力在都市生活裏深刻地發現這一點。
“我跟你講個故事，”老周說，“去年我坐臥鋪火車去蘇州，有兩個包廂裏聚著七八個北歐人，他們自行組織的一個旅行團。晚上他們喝啤酒聊天，我去打開水，路過他們包廂，好幾個人對我舉起了易拉罐，跟我‘哈羅’，讓我也來一罐。我說：‘謝謝，我隻喝水。’快到車廂盡頭時，看見一個北歐的老太太洗漱回來，她看見我，像朋友一樣笑一下。我心裏一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