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我是一個極為自相矛盾的本科生。我的習慣做法是注冊一門課程，然後花大部分時間閱讀另一學習門類的書籍。於是，應該花時間鑽研“貨幣和銀行”專業的我，卻專注於閱讀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我從來沒有理由為此後悔。康拉德吸引我也許是因為他像個美國人——他曾是個背井離鄉航行於異國海域的波蘭人，說法語，但用英語寫作，作品展現出非凡的美感和魅力。這對我，一個芝加哥移民區長大的移民的孩子來說，一個熟知馬賽航線、當上英國海船船長的斯拉夫人，一個用東方風味的英語寫作的人的吸引力當然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但康拉德的真實生活並未在小說中表現出太多怪異之處。他的主題直截了當——忠誠、統帥、航海慣例、等級，以及遭遇台風襲擊時水手們遵從的脆弱的守則。他信仰這些看似脆弱的規則的力量，也相信藝術的力量。他在
《白水仙號上的黑家夥》序言中，對自己的藝術觀作了簡明扼要的陳述。他說，藝術是為賦予可見宇宙之最高正義所作的努力：試圖在這個宇宙的物質和生活現實中，找到基本的、恒久的、本質的東西。康拉德說，作家們觸及本質的方法與思想家和科學家們不同，後者通過係統的考查認知世界。而藝術家，首先隻有他自己；他自我生成於孤獨的領地，發現了“籲請的語言”。康拉德講到他籲請的對象：“向著我們生命中先天賦予而非後天獲得的成分，向著內在的愉悅和驚異的感覺能力……我們的同情心和痛苦感，向著潛在的與天下萬靈為伍的情感——也向著微妙但不可戰勝的對共同責任的信仰，這樣的信仰將無以計數的孤獨心靈聚合起來……讓全人類聯結成一體——死去的與活著的，活著的與未出生的。”
這一則熱情洋溢的聲明寫於80年前，我們在接受之前可能需要對其略加修飾。我那一代讀者熟知一長列華麗或高調的辭藻，那些被海明威等作家拋棄的諸如“不可戰勝的信仰”或“全人類”之類。海明威替那些受到伍德羅·威爾遜和其他政客們巧言令色的宏大詞匯激勵而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們說話。他的語言必須與雜陳戰壕的年輕結冰屍體形成呼應。海明威的青年讀者相信，20世紀的恐怖以其致命的輻射已經傷害並殺死了人文主義的信仰。因此我告訴自己說，必須抵製康拉德式的修辭。但我從不認為他有任何過錯。他直接向我訴說。感受個體總顯得弱小——除了自己的弱小他無所感覺。但是如果他接受自己的弱小地位和分離狀態，沉入自己的內心，強化這種孤獨，他就能發現自己與其他所有孤獨生靈的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