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百老匯大街的一家二十四小時咖啡館坐了坐。有人把一份《紐約時報》留在了卡座裏，於是我一邊吃煎蛋、喝咖啡，一邊讀報，但一個字都沒看進去。我昏昏沉沉，剩下的那點兒精神都在自作主張地琢磨日落公園地區的六部投幣電話。我一次又一次地掏出那份清單研究，就好像電話的順序和方位裏蘊含著某種秘密，你需要的隻是一把鑰匙。應該有個什麽人可以讓我打電話給他，聲稱發生了五號緊急情況。“告訴我你的訪問碼，”我會命令對方，“告訴我你的密碼。”
等我回到旅館，黎明已經點亮了天空。我洗了澡，躺下，輾轉反側了一個多小時後，終於放棄，起來打開電視。我看了一個電視網的早間新聞。國務卿剛訪問完中東回來，他們先采訪他，然後采訪一名巴勒斯坦問題發言人，聽他評論在中東建立永久和平的可能性。
這讓我想到了我的委托人，盡管他其實一直沒離開過我的腦海。節目接下來訪問的是一名新晉奧斯卡金像獎得主，我按下遙控器上的靜音鍵，打電話給凱南·庫利。
電話沒人接，但我反複嚐試，每隔半小時打一次，最後在十點半左右聯係上了他。“剛進門，”他說，“這一趟最嚇人的就是從肯尼迪機場坐出租車回家的這段路。司機是個從加納來的神經病，一顆假牙是鑽石，兩邊臉頰上都有出身部落的疤痕標記，開車瘋得像是死於交通意外能保證你優先進天堂，順便還能發張綠卡。”
“我好像也坐過他的車。”
“你？我以為你從來不坐出租車的。我以為你隻喜歡坐地鐵。”
“昨天我坐了一夜出租車，”我說，“計價器都快跳爆了。”
“嗯？”
“一種說法而已。我認識了兩個搞電腦的人，他們設法從電話公司的記錄裏扒出了公司聲稱不存在的數據。”我大致說了說我們都做了什麽和我了解到了什麽。“我找不到你，來不及等你批準，於是我就自作主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