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吉姆·法布爾和我通常在一家中餐館吃每周一次的晚餐，不過我們有時候也會換個地方。六點半，我們在老地方見麵，七點剛過幾分鍾，他問我是不是要去趕火車。“因為十五分鍾裏你已經看了三次表。”
“對不起，”我說，“我都沒意識到。”
“你急著要辦什麽事嗎？”
“嗯，晚一點兒我還有事，”我說，“但時間足夠。八點半以前我哪兒都不用去。”
“我八點半要去參加戒酒會的活動，但你要去辦的應該不是這種事吧？”
“不是。今天下午我去過了，因為我知道今晚我沒空參加。”
“你的這個約會，”他說，“你緊張不是因為桌上會有烈酒，對吧？”
“天哪，當然不是。最烈的也隻會是可口可樂，除非有人買了焦特。”
“那是什麽，我沒聽說過的什麽新毒品？”
“那是一種可樂，就像可口可樂，但咖啡因多一倍。”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受得了。”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試試看。想知道等會兒分開後我要去幹什麽嗎？我要用假名住進旅館，然後叫三個少年來我的房間。”
“別往下說了。”
“我也不會說的，因為我不希望你對一項重罪知情不報。”
“你打算和三個孩子一起犯一項重罪？”
“會犯重罪的是他們，我隻會旁觀。”
“多吃點兒海鱸魚吧，”他說，“今晚燒得格外好。”
晚上九點鍾，我們四個人聚在了一間拐角客房裏，房費每晚一百六十美元。酒店名叫福隆特納克，共有一千兩百個房間，幾年前由日本人出資建造，然後被賣給了一個荷蘭企業集團。酒店位於第七大道和五十三街的路口，我們的房間在二十八層，能看見一小段哈德遜河。準確來說，應該能看見，假如我們沒有拉上窗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