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終於還是走了。這個在履曆表上永遠與我有著聯係的人，總愛東張西望和嘀嘀咕咕。碰上同事來了，朋友來了，老鄉來了，包括幺姑來了，他就打發我們出去玩，然後關上大門，在門那邊一個勁地嘀嘀咕咕。我怏怏地看著這張門，看著鐵門扣以及曾經帶有門扣的扣座以及連扣座也沒有了的幾個鏽釘子眼，不知道這間房子換過多少主人，而那些主人是誰。從此我就覺得合上的門都十分神秘——是它們將父輩們關鎖得衰老下去的。
後來我才慢慢知道一點父親嘀咕過的事。他逼幺姑與那個男人離婚，教導她一個受壓迫的婦女應該如何決裂如何覺悟如何與反動階級劃清界限。當幺姑頸皮鬆弛鬢絲染白之後，父親又認真地發現我們與她之間也有著什麽界限。比方，他不讓我們作文《記一個熟悉的人》一類時再寫到幺姑，叮囑媽媽不讓我們再去幺姑那裏玩耍。甚至有一年的除夕，幺姑帶著一大籃子年貨高高興興來我們家團圓，父親硬是讓媽媽送她回工廠宿舍去了。那一天我耳朵特別靈，聽見了媽媽的哭泣，聽見了爸爸對媽媽說的一些古怪字眼，什麽“革命”，什麽“階級”，什麽“立場”……因為有這些古怪字眼，姑姑就沒法在我們家過年了，就隻能孤零零地回工廠裏去。
但他對我們說：“幺姑今天還要去值班。明天，你們上街可以順便去看看她。”然後他走出門去，碰上一個什麽同事，談起天氣什麽的，努力地哈哈大笑。
那個年真是過得讓我害怕。而且從那以後，我一見到大人們嘀嘀咕咕，就知道絕不會有什麽好事。因此我夜裏極怕被尿憋醒，極怕起床。因為每次醒來我都在黑暗中聽見父母在大床那邊低聲嘀嘀咕咕什麽，並不像我臨睡時所見的那樣各自忙碌莊重寡言。這非讓我做噩夢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