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推開這一張門時，母親已經走了。她的枕，她的床，她的房間，已經空了。她的一些破舊衣物殘留穢跡，但散發出一種熟悉的餘溫，已被打成一個包，拋入黃昏中的垃圾站，很快就被蒼蠅飛繞，被螞蟻攀爬。
我不忍回看，但我後來每次走過垃圾站都有幾許心悸，有幾分酸楚。
從道理上說，我知道這是好事。將心比心，我要是她，也會希望早一點解脫。她病倒已數年，即便那一次在醫院裏恢複得最好，也是食不甘味，神智混亂，常常拉壞褲子和被褥。這樣的日子實在痛苦。她每次醒來後看一看電視，實際上看不清，也看不懂，隻是一種漫長的呆坐，一種麵對五光十色的時間苦刑。在大姐家住過，她不大習慣，據說每晚都坐在床頭不能入眠。在二姐家也住過，她還是不習慣，成天站在陽台上守望，還恢複了咳嗽和喘息。我同馬楠商量，還是接回來吧。於是，我把她背上五樓——當時我並不知道，那就是她最後一次回家。她再也不能活著走出這張門。
她從來記不住我背她的事。包括每次送醫院，包括上公園或躲地震的背。我背來背去的結果是她的感慨：“濤兒力氣大，上樓下樓，多虧了他。”
馬楠忍不住說：“哥在國外，他的魂來背你嗬？”
母親指了指我，她的女婿，“不會吧？不會吧？”
她被女兒說服了，但後來再提此事，肯定還是張冠李戴：“嗯，濤兒的力氣大。”
她已這樣認定了。正如她把馬楠買的生日蛋糕，說成是馬濤買的；把馬楠買的棉鞋和電熱器，說成是馬濤買的；連大姐、二姐買的衣服和床單，都無一不是寶貝兒子的孝敬。三個女兒一提起這事就很不高興，就說老人太偏心，重男輕女。“你們去打個電話嗬，要濤兒回來吃晚。”她有時突然這樣交代，似乎必須把一個多年未曾回家的兒子，想象成身邊的事實，一種看得見、摸得到、嗅得著的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