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很少去郭又軍的家，主要是不大習慣他家的麻將。有時擺一兩桌，有時甚至擺三四桌，於是小屋裏鬧哄哄的，煙霧騰騰，喧嘩四起。這時候的他，可能耳朵上夾了五六個曬衣夾，忍受輸牌後的懲罰，沒工夫禮遇我，他隻是揚一揚手，告知煙在桌子上，茶葉在盒子裏，瓜子在盤子裏，意思是你好好招待自己吧。
我來這裏一顆顆剝瓜子顯得很傻，隻能聽牌客們爭議某一位女歌星的嘴巴是大了還是小了，爭議彩票中獎號碼可能是雙數還是單數，爭議當年學校裏誰偷看了試卷，爭議當年班上誰的肺活量最大並且把水漂打得最多……是不是很無聊？當然，他們如果不找出這些磨牙口的話頭，製造各種惱怒或開心的爭議，又如何把一天天日子填滿？
那一次，他家裏隻有丹丹在啃麵包和看電視。她用電話聯係她爸，說他馬上就回家，說好了同我不見不散。但我一直等到丹丹看完兩個卡通片，眼看就要誤我的航班了，隻好離開他家。有意思的是，他滿頭大汗在樓道撞上我，看到我手上的機票，發現實在沒理由留我，便回頭再次跨上自行車。
“你不是下班了嗎？”
“剛才手氣太臭，根本沒吃牌的機會。”他撓撓頭，“今天非要報仇雪恨不可，把老子的米米贏回來。”
他連家門也沒入，甚至來不及打聽我上門的事由，一頭紮入夜色絕塵而去，弓著一條背脊，再度殺向某張牌桌。
他後來打來過一次電話：“我又軍，郭又軍嗬，聽不出來了？你這個鱉太沒意思了。”
我連開玩笑的心都沒有了。
“不好意思，沒打攪你吧？你好久沒來玩了。”
“玩什麽？給你們傻傻地站崗？”
“你來了，我不玩就是。再說，我可以教你玩嗬，玩簡單一點的。我們也不玩大的，不會挖你的金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