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有語言能力的生物，但人說話其實很難。
1988年我移居中國的南方之南，最南端的海南島。我不會說海南話，而且覺得這種話很難學。有一天，我與朋友到菜市場買菜，見到不知名的魚，便向本地賣主打聽。他說這是魚。我說我知道是魚，但請問是什麽魚？他瞪大眼睛說，“海魚麽。”我笑了，我說我知道是海魚，但請問“是、什、麽、海、魚？”對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顯得有些不耐煩。“大魚麽！”
我和朋友事後想起這一段對話，忍不住大笑。
海南人有全國最大的海域，有數不勝數的漁村，曆史悠久的漁業。我後來才知道，他們關於魚的詞匯量應該說是最大的。真正的漁民，對幾百種魚以及魚的每個部位和各種狀態，都有特定的語詞，都有細致而準確的命名，足以編出一本厚厚詞典。但這一切絕大部分無法進入普通話。即使是收集詞匯最多的《康熙字典》，四萬多詞條也離這個海島太遙遠，已把這裏大量感受和經驗排除在視野之外，排除在學士們的筆硯之外。當我同這裏的人說起普通話時，當我迫使他們使用他們不太熟悉的語言時，他們就隻可能用“海魚”或“大魚”來含糊。
我差一點嘲笑他們，差一點以為他們語言貧乏。我當然錯了。對於我來說，他們並不是我見到的他們，並不是我在談論的他們，他們嘔啞嘲哳，嘰哩哇啦，很大程度上還隱匿在我無法進人的語言屏障之後，深藏在普通話無法照亮的暗夜。
他們接受了這種暗夜。
這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鄉。我多年來一直學習普通話。我明白這是必要的，是我被鄰居、同事、售貨員、警察、教師、官員接受的必需，是我使用電視、廣播、報紙的必需。我在菜市場買魚的經曆，隻是使我突然震驚：我已經普通話化了。這同時意味著，我記憶中的故鄉也普通話化了，正一天天被異質的語言濾洗，正變成“大魚”和“海魚”，簡略而粗糙，在譯語的沙漠裏一點點幹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