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動”的知識分子是相對於“革命”的知識分子而被歸類出來的。在地學界，不用說，黃汲清是“反對毛澤東思想和執行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路線的”的“反動”的知識分子。
1964年，黃汲清60歲。“文革”開始，黃設清62歲。黃汲清壓根兒就投想到，在他“古來稀”的年歲，曆史竟會將他與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對立起來。
曆史在捉弄黃汲清，同時也在捉弄當時的那個時代。這一切在客觀上是可以歸功於毛澤東及他老人家發動的“**”。
1964年，毛澤東向全國工交係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大慶從此成為一麵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紅旗。這麵紅旗高高飄揚了幾十年。就廣義而言，毛澤東的這個口號並沒有任何町指責的地方。在這個口號的後麵還有兩個號召，即“農業學人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在“文革”之後，社會上曾經對學夫察提出了許多質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認為大寨並不能作為中同農村的模式，還有便是陳永貴、郭鳳蓮那樣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離地了。其實，毛澤東提出這號召，其基本出發點沒有多少錯，隻是後來的有一些典型由於被吹、拔得太離地。一離地就變得虛假，‘虛假別人反倒不信了。陳永貴晚年的悲劇與毛澤束一樣。郭鳳蓮的現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輩的教訓，因而又受到人民的重新尊敬。
我們一向尊敬的大科學家李四光先生或許連他本人都沒有意識到，他在大慶油田發現之後，尤其是“**”開始後的十幾年間，在某種程度上他陷入了與陳永貴相同的悲劇命運。小過，在公眾的記憶和印象中，李網光的運氣要比陳永貴式的一批曆史上的風雲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現在為止並沒有幾個人說他壞話——筆者的本篇文章裏其實也絲毫不是在說他壞話。（特此敘述一個情節：在寫此文中間，有一天筆者和雜誌社的同行路過李四光的塑像時，提議道：“來，我們一起站在這位卓越的科學大師麵前照個像，讓大師永遠活在我們心中。”這張照片後來壹直壓在筆者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隻是曆史已經把我們推到了臨將跨人一個新的世紀，而在這新世紀即將到來之前，我們有責任有義務把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孫們說個明白，以免再將這個世紀的一些誤會、一些誤解帶給後人。中國在本世紀有太多的痛苦，每一個正直的中國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國在新的世紀不再出現痛苦，至少是不屬於人為造成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