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過了七天以後的一個上午，互助一組楊生明、任步雲都去開會去了，窯洞裏隻剩下張紀文、張紀貞兩兄妹。通信員把一封信送來給張紀貞。張紀貞接過來看，信封上寫著自己的名字，下款寫著洛川張緘四個字，一望就知道是她爸爸張子豪從洛川寄來的。洛川兩個字刺痛了她的眼睛，她突然捂著臉，高聲叫道：“我的媽呀！”把張紀文嚇了一跳。
原來洛川正是不久以前，國民黨為了要進攻邊區，在那裏召開過軍事會議的地方。如今，正在搶救運動當中，偏偏從那個地方寄來一封信，這不是故意跟他們過不去麽？她放下兩手，接著又吼叫了一聲：“有這樣做爸爸的！”張紀文忙問她什麽事，她也不回答，潦潦草草地把那封信看了一遍。信裏麵也沒有什麽重要的內容，不過簡簡單單的幾句話，問他們兄妹身體平安，信末叮囑他們把最近的狀況寫信告訴自己。她把信看完，交了給張紀文，說：“我也不會說了，你自己看去吧。”張紀文接過信，從頭到尾看了一遍，不知不覺地從他那又狹窄，又突出的前額和那雙高聳的顴骨上麵冒出汗珠來。他手中的信像落葉似地掉在地上。他十分懊惱地咬咬牙，縮起上唇，扭歪著臉孔說：“從這樣的地方，在這樣的時候，寄來這樣一封信，真是要人的命！好糊塗的爸爸呀！還要我們寫信呢，還要我們把邊區的狀況告訴他呢！這樣一來，不是特務也要變成特務了。”
為了用最好的辦法處理從不吉祥的地方寄來的這封不吉祥的信，他們兄妹倆著實費了一番工夫，也著實費了一番唇舌。最初，張紀文提出主張，認為最妥善的辦法就是劃著一根洋火，把這封信連同信封一起燒毀，當作沒有這回事兒。張紀貞不同意，認為這是比天下最拙劣的行為還要拙劣一百倍的做法。她說出三個大理由，認為無論如何不能這麽辦。第一，燒毀了，窯洞裏有氣味兒，別人一聞就聞得出來；第二，燒毀了的東西還有灰燼，別人一眼就看得出來；第三，如果通信員、向領導上報告了，說有這麽一封信，而她本人又交不出這封信，那時候就跳下延河也洗不幹淨了。凡此種種，都足以令人判斷他們兄妹倆是在毀滅罪證，而毀滅罪證是要罪加一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