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记事起，我就发现我和我的父母完完全全的不一样，除了长相。说实在话我也没有特别地看出来我到底哪里和他们中的一个有十足的相像，不像我邻居家的三个小孩儿，他们每一个都像用“copy”和“paste”键从父母的脸上选了不同的五官再用软件编辑在一起的，我想等到以后基因技术足够发达的时候人们大可以像那样编辑出小孩儿的样貌。这话还真不是说说好玩的，没准儿在相当近的未来它就实现了，你难道没有发现电视上、网络上到处都在说，未来十年、二十年人类将在基因和生命工程方面取得比人类历史上几千年（如果你把原始人也算上那就是上万年）累加起来都多得多的成就嘛。“现在的人可真的都成了神了！”我爸会对着报纸科技版的新闻头条大发感慨。像我爸这样还在看报纸的人如今也没有多少了。
再说回我邻居家的三个小孩儿，他们的父母把和人谈论每个孩子的长相当成了一大乐趣，“看看老大哪里和我长的一样，哪里和他妈长得一样？”“哎呀，真是的，你的眼光可真准！来，再来看看老二！”“仗着他们家是少数民族能多生两个，整天价儿地到处显摆个什么劲儿啊，三个秃小子，一个比一个丑！”我妈总是见面就夸进门就损，我倒是觉得他们家那几个孩子挺倒霉的，就因为和父母长得像，就整天被呼来喝去地排成一队，让人像看照片似的翻来覆去地看，要是我的话就直接给自己戴一面具算了。
不过我也发现那是我们小时候特有的、带着那么点儿时代特征的情形，一个单位的人住在一起，家家户户都认识，见面都要打招呼。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但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这一团和气的繁荣之下隐藏着目所不及的暗流，就像我妈这样见人面就笑一关门就损，始终令我困惑不已，更让我总是想与他们疏离。“还是去到一个谁都不认识谁也不需要理谁的地方好！”没承想我的这么一个不经意的想法在十几二十年以后却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现实和生活常态了。
有鉴于我的长相以及我对接人待物的看法，我自然发现我和我的父母不一样，但其实我发现的不一样还远远不仅是这些，我发现人和人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外面能看到的长相和态度，那说到底不过是一副皮囊外加一张面具罢了。就好像一瓶酒，严格说来没人能够仅仅根据酒瓶就认定这是一瓶好酒那是一瓶劣酒，非要鉴定了酒瓶里所盛的没有形状的**才行。我们有形的身体里也装着一种没有形状的东西，它应该不是**，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气体，一种我称其为精神内核的东西。精神内核是一种向外扩散的东西，像是朝阳跳出海面那个红艳艳的圆心光芒四溢最终照耀全地，更多的人把它叫作灵魂。柏拉图关于厄洛斯的神话里说灵魂带有自己的智慧，它在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选择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认为灵魂是那个钻进我们身体躯壳的没有形状的内核儿，是那个决定了我之所以为我，你之所以为你的存在。在这样内外有别的存在当中，身体躯壳是父母生的，但灵魂不是。
抛开灵魂不说，我由于出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事故，所以和其他的孩子多少有那么一丁点儿不一样。比如我第一眼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总会盯着他/她看一会儿，我爸妈一直以没有礼貌来批评我，“人家脸上又没长花，有什么好看的！”
其实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我第一眼看到的和他们以及所有人看到的都不一样。我眼中会看到一些奇怪的景象——有的人是黑白的，像黑白照片，有的人是灰蒙蒙的，像阴沉的天空，有的人却是彩色的，带着淡淡的色彩，或者纯净的颜色，为数极少的人身上竟然会发出光来，那种光是隐隐约约的，参差不齐的，不像电影里面天使发出的光那样明亮和刺眼，是依稀而柔和的。这样的景象停留的时间其实很短——大概是我学会数数之后从一数到十这样的时间，之后就会恢复成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样子。
我说话比较晚，大概四岁才开口讲话，我爸妈为此非常着急和忧虑，他们担心我是个哑巴。晚开口讲话其实有个好处就是你的思维发育已经快过语言，你能够通过观察明白很多东西而不必用语言去表达，这形成了我日后的习惯，看得多想得多而说得不多。这种习惯让我在很多时候甚至能够发现大人们的愚蠢，就比如说他们料定了我盯着人看就是没有礼貌，从来都不会想着要发现其中的原因。
那时我们家楼下住着一个疯子，说她是疯子我其实大不赞同，但是我知道我这话是没有大人会当真听的，所以我就选择不说。我在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发现了她是彩色的，石榴红色的，像是透明的热情又带着点纯真的忧郁。听我妈说疯子和她年纪相仿，她们还是小学同学，“上学那会儿她不但正常而且还是个脸蛋儿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一直很费解为什么我妈说这话的时候脸上会露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神气，而在我的印象中疯子一直都很漂亮。她叫张彤，我叫她彤姐姐，为什么叫姐姐呢，一来呢我喜欢，二来孩子们都这么叫她，其实孩子们是没有人害怕或者嫌弃她的。
每天早上我妈喊我起床的时候我都会掀开窗帘往楼下张望两眼，因为彤姐姐已经在那里跳舞了。从时间判断她每天六点钟起床，花半个钟头把自己梳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梳两条粗细均匀编得顺滑的辫子，脸上搽过茉莉花味儿的雪花膏，她给自己扑淡淡的粉，画一条细细弯弯的眉毛，其实她本来长得就白，脖子上、手上露出的皮肤都细细白白的，从我记得她开始一直到我离开那里，她每天都是这么漂漂亮亮的。
“疯了倒好，没有发愁的事儿反倒不老了！”这是我妈对彤姐姐另外一句酸溜溜的评价。彤姐姐总是穿一件有两条细背带在背后打一个十字交叉的高腰裙子，裙子的图案有红白格子的也有纯色的还有小碎花的，她穿一双白袜子和脚面上拉一根带子的低帮皮鞋，每天晚上彤姐姐都会把一身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地挂在院子里，人们说她爱干净有洁癖，六十来岁的彤妈妈说：“彤彤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她总是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她的生活很规律很简单，她这样也挺好，不像别人要操心好多的事儿！”
有一天傍晚我坐在路边看天上的云，它们被染成了粉红色，那颜色好看得令我着迷，房子、街道也都染上了淡淡的粉红色，我把几张彩色玻璃糖纸蒙到眼睛上，街道一会儿变成了红色的，一会儿变成了绿色的，我透过糖纸看见彤妈妈和彤姐姐，她俩在一楼的院子里，坐在两只小板凳上，彤妈妈在给女儿的发辫上扎彩色的发带，把它们打成两只张开翅膀的纱蝴蝶，“我们彤彤啊就是好看！”她打量着女儿，脸上带着母亲特有的满意的微笑。
彤姐姐喜欢跳《解放区的天》和《南泥湾》，她不是什么舞蹈演员来着，所以其实跳得说不上专业，但是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练习同一件事情，怎么说也算得上半个行家吧，所以呢我们喜欢看她跳舞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了。孩子们喜欢围着她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有一只斜挎军包（我在我家柜子里也看到过一个和那差不多样子的，不过没见我爸妈用过它，我想它应该比我的年纪还大），里面有糖，放学的时候我们围着看她跳舞，她那时就跳得最来劲儿，一曲跳完我们就使劲儿鼓掌，她一高兴，就从旁边拎起挎包摸出糖来，有的时候是西瓜泡泡糖，有的时候是话梅糖和“酸三色”[1]，还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大白兔和橘子软糖，总之我们都是领了糖果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看动画片去。
有一次我坐在彤姐姐身边吃糖的时候正赶上我妈提前下班回家，我妈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不要整天围着彤疯子。“每个人都拿一片，大伟，小胖，给你！给你！”彤姐姐那时正高高兴兴地给孩子们分奶片吃，“忆水！忆水！”我妈先是喊了两声我没听到，“忆水，你妈来了！”小胖用胳膊肘捅了我一下，我一抬头，看见我妈正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们，原本就长的脸拉得像一张马脸，“萧忆水，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放了学回家做作业！回家！现在！听到了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里只有孩子和疯子，她因此没了收敛的耐心，又或者那一天她不知怎地憋了一肚子的怒气，她的语气尖厉并带了训斥。
空气仿佛突然凝滞了，孩子们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我“噌”地一下站了起来。彤姐姐这时也抬起头来，她定定地看着我妈，眼神逐渐就空洞起来，仿佛看到的不再是眼前的人了。她的面部开始**，全身颤抖不已，一边颤抖着一边蹲在地上，两只胳膊长长地伸着抱住自己的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她侧翻在地上，一边喊叫一边颤抖着，两只手僵硬地勾着在面前挥舞，嘴巴里面冒出白沫，孩子们都吓坏了，小胖撒开腿跑去喊彤妈妈，这就是大家口里彤姐姐犯病发疯的时候，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一时间吓得变了脸色。
我妈急忙支好自行车跑过来，“张彤！张彤！”她用手扳住彤姐姐的肩膀，彤妈妈这时急急地赶了来，抱住彤姐姐不停地叫着、喊着，掐人中、掐手腕，又有几个大人赶来帮忙了，几个男人七手八脚地抬起彤姐姐往彤妈妈家里去了。
“忆水！”我妈从人群中退出来轻唤了我一声，我“哦”了一声，跟在她自行车的后面，她在楼下锁好车子拎起下班路上买的菜，上楼，进屋，带上门。“妈，彤姐姐到底怎么了？”“她，犯病了！”我妈的脸色有些苍白，她只轻声回了一句，然后又说：“作业做了吗？回屋写作业去！”这句话竟比平日里还温和些。我走进房间掏出书和作业本，坐在椅子上咬着铅笔，听着我妈在厨房里手脚麻利的洗菜做饭声，“彤姐姐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呢？”我心里合计着，“我妈肯定知道，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只知道彤姐姐总是和小孩子玩，她从来不和大人们接触，她好像是有意地在躲避他们，尤其是当人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她总会躲起来，这事儿想想真挺奇怪的。
还有一次我恰巧听到彤妈妈在和一群女人拉家常说怎么把用不上的布料给孩子改成裙子，彤妈妈心灵手巧会做衣服会做饭在这一带都是出了名的，邻里邻居的总爱找她讨个巧方妙招的，我妈就是从她那学会打毛衣的，回来就一边织一边念叨多少针平针多少针反针的。彤妈妈也爱和人说道，大抵是好歹说说话心里畅快些吧。那天她说着说着就伤心起来，“我这双手就是欠！”她啪嗒啪嗒地打自己的手，一旁的人连忙拉着，“要不是我别出心裁地给彤彤做了那几条裙子，也不至于……”“哎哟，彤彤妈，那么久的事儿你干吗还……都过去了！过去了！”人们说着些面子上的安慰话怏怏地散去了，仿佛那样的氛围有毒气散出来要赶快躲避似的。要再过五六年我才会学到鲁迅先生的《祝福》，读到带着几分彤妈妈影子的祥林嫂。只剩下彤妈妈一个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叹了一阵气自言自语地说：“彤彤啊，妈活着一天就照看好你一天，妈妈的错妈妈自己活该得受，只是苦了你了！唉——”她长叹了一声，仿佛又立定了天大的决心，“你放心，就算妈哪天走了我也绝不让他们把你送去精神病院，我们彤彤和他们不一样，不一样！”
“彤姐姐是怎么疯的呀？”有一次我趁我妈不在的时候问我爸，我爸看了看我，又想了想，说：“那个时候的事儿呢说了你也不能理解，那时候你妈和张彤她们其实都还小，哦，比你现在大点儿不多。那个时候啊，大街小巷的人都穿军装，背军挎，佩带毛主席像章，张彤呢总是穿裙子，张彤妈妈不是手巧嘛。可后来，赶上一场运动，那真是，什么都能斗，也不知谁就说张彤长得好看穿得漂亮喜欢唱唱跳跳是资产阶级大小姐！这张彤吧，年纪小身体弱胆子也小，哪经得住那个阵势，一来二去的精神就受了刺激，真是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孩子！”
“裙子不是比军装好看吗？”我问。“唉，所以我说太久之前的事儿了，和你说了也不懂，写作业去！”我爸果断地叫停了我的追问。他们讨厌各种追问，无论是我关于地核温度到底是怎么测量的，还有仅凭考古挖掘的骨骼是如何复原了恐龙的外观比如皮肤是什么颜色纹理是什么样子，他们说——“书上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好了！”同样的，他们不愿意回答我关于彤姐姐的追问。
不过我脑子里就留下了那样一幅画面，来来往往的人流都是同一个颜色的，他们慢慢褪了色，褪成了灰色，只有彤姐姐是彩色的，她就穿着那条红白格的裙子，站在街头孤独地舞蹈，任凭裙摆在风中飞扬。
彤姐姐应该是受到了某种严重的惊吓。从爸爸的只言片语中我还不能搞懂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我总觉得她其实没有真的疯掉，她只是不再想或者是不再敢和大人们为伍了，她和其他的大人们是完全不一样的物种，大人们关心的事情她全都不关心，当然她关心的事情大人们也不会关心，从本质上她可能更接近于孩子。可是其他的大人到底又是怎样的人呢，他们难道不是从孩子们变的吗，还是说人一旦长大原来那个住在身体里的孩子就飞走了？
“你得多长点心眼儿，免得吃亏！”我妈总是这么说。她是一个人心不可知论者，我一直搞不明白我妈到底担心我吃啥亏，我也没有发觉我成长的环境之中充满了陷阱，不过我妈这话放在今天倒是有几分道理的，难道我妈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她在那个商品经济尚未那么发达的时候就预见到了我成年后将要面临的种种，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而来埋藏在生活日常中的各种陷阱？她还说：“要学会判断形势，相机而动，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最重要的是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我观察我妈的日常言行，觉得这还真是她身体力行的原则。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人教会了她这些，作为纺织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我妈能够总结出这么多清晰的原则并结合实际，我想怎么说也算得上有点水平了。好在我原本说话不多，也就省得费力琢磨哪个是人哪个是鬼了。我爸不像我妈那样总是把座右铭挂在嘴边，他是一个行动主义者，但他的行动又不同于我妈的行动，他说我妈成天不过关心些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嘿，我说，你胸有大志，你喝西北风肚子就饱了是吧？给我做出点有大志的事儿来看看！”“**同志，来日方长，你以后就明白了！”我爸说他是一个该高调的时候就高调该低调的时候就低调的人，这一点也是大致不错的。
从他们身上这些显著的特点来看，我确实没有得到丝毫的传承，我好像是个生来就拥有一种轻松心态的人，我不喜欢与别人争竞，不喜欢琢磨人琢磨事儿，我就是我妈说的那种不长心眼儿的人，她总是叹口气然后说：“你呀，也就是赶上好时候了！”我不大明白她究竟指的是啥，反正就是一如既往地“傻乎乎的”，教也教不出心眼儿来。我很容易感到快乐，吃了一口好吃的会开心，听了一首好听的歌会开心，看到春天树叶绿了都会心花怒放。
所以当我妈说我是捡来的时候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不觉得我有哪里像他们，我也不觉得我的身上有他们教养的痕迹，至少在十六岁以前是这样的，我曾经写过一首这样的小诗：
我是太阳的孩子
我继承了他明亮的脸庞，顽皮和活力
每天一睁眼就推开夜的窗子
从大山的脊背一直爬到他的头顶
我是月亮的孩子
学着她谜一样的银色微笑
天琴座每晚用醉人的歌声
将我浸入梦中又托着我飞翔
我是云的孩子
天天幻想着和他一起去流浪
只随着心愿追着心情变换形状
在全世界全人类的头顶上漫游
我是风的孩子
她教会我唱悠扬的曲调
把一切快乐的悲伤的全都吹上玉树枝头
绽放出热烈的忧郁的花朵
我是雨的孩子
她滋润着我像小树一样伸展手臂 向着天空生长
心底的土地孕育着不死的根
向着地心探寻远古的力量
我是小河的孩子
他陪我嬉笑把我的梦想 哗哗哗地载向远方
我问他远方的终点在哪里
他用闪耀的目光指向辽阔的地平线
我是田野的孩子
她为我描绘丰收的喜悦
我说我要我的画卷铺开漫山遍野的色彩斑斓
挂满金灿灿红艳艳的果实
我是大地的孩子
他把我抱在怀里 让我陷入无边无际的沉思
生命是大地怀里的梦
而我是梦里背弓搭箭奋勇追逐的 一辈子的少年
我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个完完全全的孩子，一个怡然自得的陶醉在自己世界里的孩子。
[1]酸三色，一种透明玻璃纸包的红、黄、绿三色糖果，口味酸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