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上主教街，路过萨拉爷爷的银行，又路过了她的祖屋——这次路过，说不定就是我们这辈子和它见的最后一面了。我们还路过了“小佛罗里达”，正是在这里，我和萨拉作出了此生最为重要，可能也是最为愚蠢的决策之一。决策一出，我和她才落得了今天的命运。
我俩身后应该没有“跟班”，不过，“小佛罗里达”外面站了两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警察。我和萨拉经过夜总会门口，他们也投来了审视的目光。警察的注视给我提了个醒：我俩在这里很扎眼。而且，我身上带着一把枪，随时可能被投入大牢待上十几二十年。
萨拉也觉得我和她就像两条游过鲨鱼群的闪光鱼。“咱们得找辆出租车。”她提议。
“没错。”说话间，我瞄到了一台蓝色的雪佛兰因帕拉。车子大约1958年出品，正在街上逡巡。我打了手势，把车拦了下来。
萨拉告诉我：“离开哈瓦那之前，我还想带你去一个地方看一看。”
嗯，我哪儿都不想去。整个哈瓦那，我只愿意前往37街570号这一个地方。可是，时间还早，我只得说：“那就去吧。”
这台老式的因帕拉个头不小，后座还铺着长毛绒。我和萨拉钻了进去，她又用西班牙语对司机吩咐了几句。司机很年轻，名叫帕科。和他聊完，萨拉告诉我：“我跟他说，我俩想在这里随便兜兜风。这笔业务，他每小时收费三十美元。”
“万一遇到警察盯梢，要给多少钱他才能帮我们把警车甩掉？”
“收费多少嘛，这就要看警察开不开枪了。”
她真幽默，这也是我喜欢萨拉·奥尔特加的原因。
萨拉又对帕科说了些什么。出租车载着我俩出了旧城区，先是上了萨尔瓦多·阿连德大道，又朝着革命广场行驶了一阵。汽车转来转去，我对哈瓦那的认识也越来越深。我还发现，这里有太多以革命纪念日命名的街道，5月20日大道、5月19日街，在这儿逛一逛不需要地图，带上一本日历也就够了。
过了革命广场，出租车一路向南，直接向机场所在的方向奔去。我不禁问：“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到了你就明白了。”
我们继续往南走。十五分钟不到，汽车驶进了一个叫“10月10日”的地区。不知道这个日子又有着怎样的含义。
帕科和我一样迷惘，我们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毫无特色的郊区。萨拉的神情倒挺镇定。在她的指挥下，出租车在黑暗的街道中穿梭和行进。突然，她对帕科说：“Calle La Vibora，”而后又对我解释，“我们去毒蛇街。”
嗯，这条街肯定不在耶鲁旅行团的行程安排之中，我敢肯定。
路的右边拦着一道长长的铁栅栏。我的目光越过栅栏上方，发现了几排棕褐色的大楼。大楼周围栽了不少棕榈树，还有一些开放的草坪。嗯，这里应该是大学校园吧？
帕科好像认出了这个地方。他看了看萨拉，眼中充满疑惑。她却只是说：“Girar a la derecha。”（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右转”。）他遵命了，她又命令道：“Detente。”（译者注：西班牙语，意为“停车”。）这一次帕科却没有听话。车还在前进，萨拉只得再次强调：“Detente！”出租车这才靠了边。
萨拉吩咐帕科等一阵子，然后拿着肩包和背包下了车。我跟在了她的后面，而后，我们就站到了一道大门的外边。四个穿着制服的人在这里站岗，他们手中还拿着机关枪。我看见了一块门牌，上面写着一行西班牙语，“MINISTERIO DEL INTERIOR,DPTO.SEGURIDAD DEL ESTADO”，我猜，文字应该是“国家安全部”的意思。
我问萨拉：“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比利亚·马里斯塔监狱。”
她穿过了毒蛇街，我也随她来到了街道的另一边。这下，我俩总算和警察们隔开了一段距离。
帕科的车还停在监狱大门的旁边，他和几个警察靠得实在太近。突然，他就像个行将落网的通缉犯一般启动了汽车，沿着街道开了老远，然后才调转车头又熄灭车灯，把车停在了几百英尺之外。
萨拉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监狱。我不禁问：“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希望你能来这里看上一眼。”
“好吧。我已经看了，我们走吧？”
可她只是站在原地，死死地一动不动。她告诉我：“这座监狱可能是我俩最终的落脚点。当然，我俩先得挺过革命广场上内政部大楼的那一关。”
“只要对面那几个警察走过来盘问我们一番，再看一看我们背包里的东西，我俩马上就会被请进监狱。”
“去他妈的！”
她又来了。萨拉再次进入满口“去他妈的”和“我恨死他们”的那种状态。事情有点不妙。
萨拉说：“比利亚·马里斯塔原来是一座天主教男校，主办人是马里斯特兄弟。”
“古巴现政府查封了学校，把马里斯特一家和学生们都赶了出去，校园由此成了现在的监狱。”
其实，天主教男校对某些小男孩来说也形同监狱吧。
“这个地方的外观很漂亮，里面发生的事情却让你难以想象。”既然我难以想象，萨拉也就直接给出了答案，“里面有各种刑罚，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子弹还没射进你的后脑勺，你的精神就先垮了。”
我瞥了一眼那四个警察，他们也在看着我们。我又朝雪佛兰望了一眼，还好它没有离开。
“国家安全警察的总部就在这里。监狱里没有刑事犯，只有政治犯，也就是所谓的国家之敌。这里不许外人探监，偶尔几个活着出来的人也成了行尸走肉。他们只是活例子，用意在于警告其他人不要试图对抗这个政权。”
我的手掌搭上了萨拉的肩，“帕科还在等着我们呢。”
她的话却在继续：“20世纪60年代早期，古巴给比利亚·马里斯塔请了一批克格官，这些教官教会了国家安全警察如何提升精神折磨的办法，也教给他们精神类药物的使用方法。接下来，古巴的狱警去越南实践了他们学到的手段，‘河内希尔顿’和北越其他监狱里的美国战俘就是他们的实验品。后来，狱警们回了古巴。”
我想起了卡洛斯对比利亚·马里斯塔的描述，嗯，接下来萨拉的讲述内容，我完全可以猜得出来。
“他们把十七个美国战俘也带了回去，秘密收押在了比利亚·马里斯塔监狱。”
很难相信，一帮人在越南当了战俘又在那里受尽折磨，然后又被山长水远地运到古巴承受更多的痛苦。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和美国只隔着一百多英里，也知道自己永远也回不了家。
萨拉继续说：“那十七个人大部分都死了，剩下的人在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也都被枪毙了。在越南的美国战俘都获释回家了，可这里的十七个越战战俘却只是上了五角大楼的失踪人员名单。他们确确实实在北越当过战俘，这一点铁证如山，我们甚至在菲德尔·卡斯特罗访问北越战俘营的照片里确认了其中一个战俘的身份。现在我们又从叛逃美国的古巴狱警那里打听到了消息：这十七名失踪的美国战俘就被关在这里，也死在了这里，他们的尸骨就埋在监狱的某座无名墓葬里。”
如果我真有什么创伤性应激障碍，萨拉的话应该能让我的病情马上发作。其实，我还真有了一点不好的回忆，要是当年稍不注意，我可能就被塔利班抓住了，或者……他们还没抓住我，我就已经给自己脑门来了一枪了。
萨拉看向了我，“我觉得，你这个老兵肯定很想为死在此地的十七个美国战俘祈祷一阵。要知道，他们死得很孤寂，没有多少人知晓他们的命运。”
说罢，她抓过了我的手，我俩一起低下了头。在阿富汗，美军几乎没有什么失踪人员。我于是想了想越战中的那两千多名失踪的士兵，又想起了杰克和我爸爸，还有那些曾经打过仗的熟人，我是在为他们祈祷。这种事，我以前可从来没有做过。
一名警察开始朝着我俩大吼大叫，还举起手中的步枪，摆出了威胁的架势。
萨拉柔声表示：“阿门！”接着又咕噜了一句，“去他妈的！”她还从肩袋里摸出手机，给我来了一张以比利亚·马里斯塔监狱为背景的留影。
“这样一来，你就记住这一天了。”
嗯，我只知道那边的警察已经很不高兴了。
我俩转过身，走向等在街那头的出租车。萨拉问我：“现在，你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地方了吧？”
“来祭拜死者？”
她没有回答，我们继续前行。走着走着，我想起了萨拉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大教堂门口说过的话：遗骸应该回家。身处此地，我觉得她所说的遗骸更像是那十七个人的骸骨，而不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遗骸。我又想到了卡洛斯在船上对比利亚·马里斯塔的评价。当时，我还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还有，萨拉的另一番话——我俩来古巴的另外一个理由会叫我非常欣慰，嗯，我可以得出一点结论了：美国战俘在古巴遭到折磨和杀害的故事也不知是真是假，但对于那些反对美古关系解冻的古巴流亡者却是相当有用。他们炒热这个故事，再提出索回遗骸的请求，顺带把美国公众和政客的怒火撺掇起来，外交谈判的进程也就耽搁下来了……
“原因你想明白了么？”
“好像明白了，但是……”
“过一阵子，你会知道得更多的。”
嗯，事情一般都是这么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