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走上主教街，路過薩拉爺爺的銀行，又路過了她的祖屋——這次路過，說不定就是我們這輩子和它見的最後一麵了。我們還路過了“小佛羅裏達”，正是在這裏，我和薩拉作出了此生最為重要，可能也是最為愚蠢的決策之一。決策一出，我和她才落得了今天的命運。
我倆身後應該沒有“跟班”，不過，“小佛羅裏達”外麵站了兩個戴著黑色貝雷帽的警察。我和薩拉經過夜總會門口，他們也投來了審視的目光。警察的注視給我提了個醒：我倆在這裏很紮眼。而且，我身上帶著一把槍，隨時可能被投入大牢待上十幾二十年。
薩拉也覺得我和她就像兩條遊過鯊魚群的閃光魚。“咱們得找輛出租車。”她提議。
“沒錯。”說話間，我瞄到了一台藍色的雪佛蘭因帕拉。車子大約1958年出品，正在街上逡巡。我打了手勢，把車攔了下來。
薩拉告訴我：“離開哈瓦那之前，我還想帶你去一個地方看一看。”
嗯，我哪兒都不想去。整個哈瓦那，我隻願意前往37街570號這一個地方。可是，時間還早，我隻得說：“那就去吧。”
這台老式的因帕拉個頭不小，後座還鋪著長毛絨。我和薩拉鑽了進去，她又用西班牙語對司機吩咐了幾句。司機很年輕，名叫帕科。和他聊完，薩拉告訴我：“我跟他說，我倆想在這裏隨便兜兜風。這筆業務，他每小時收費三十美元。”
“萬一遇到警察盯梢，要給多少錢他才能幫我們把警車甩掉？”
“收費多少嘛，這就要看警察開不開槍了。”
她真幽默，這也是我喜歡薩拉·奧爾特加的原因。
薩拉又對帕科說了些什麽。出租車載著我倆出了舊城區，先是上了薩爾瓦多·阿連德大道，又朝著革命廣場行駛了一陣。汽車轉來轉去，我對哈瓦那的認識也越來越深。我還發現，這裏有太多以革命紀念日命名的街道，5月20日大道、5月19日街，在這兒逛一逛不需要地圖，帶上一本日曆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