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深秋清晨，六點左右，山城重慶還在睡夢裏，冷清的街道上，偶爾看得見一輛空空****的早班公共電車，路邊和人行道上，幾個清潔工人正在不慌不忙地進行收尾工作。重慶兩路口公寓裏裏外外卻有些異乎尋常的景象公寓門前的人行道旁停著二十餘輛軍用卡車，五百多名頭天晚上就在這裏集中的男女青年把自己簡單的行李從公寓裏搬出來，井然有序地裝上軍車。他們就要離開重慶，前往四川東北部的達縣地區安家落戶。這些青年大部分是當年沒能升學的應屆初中和高中畢業生，年紀大的二十一二歲，年紀小的十五六歲，此外也有少數所謂的“社會青年”，即在城市待業一年以上、沒有正式工作的青年。
沒有夾道歡送他們的人群，看不見醒目的橫幅標語，聽不見喧天的鑼鼓聲、慷慨激昂的口號聲和歌聲，也聽不見肝腸寸斷的哭泣聲。就要出發的青年人有的表露出莫名的興奮，更多的人匆匆告別了前來送行的親人，默默地爬進了卡車車廂，靜待出發時刻的到來。他們的被蓋卷在卡車箱裏沿車廂板壁一個挨一個地放下，做成一排臨時的座椅。車廂中間堆放著他們的其他行李。每輛車上大約裝載二十餘名“知青”，除了人和行李之外，車廂裏實在沒有多少剩餘的空間。
我也在這群青年人當中，告別自己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當我環顧四下的人群和那些熟悉的建築物時，思緒萬千，不知道心中充溢的是惜別之情還是解脫的自由。父母頭天晚上陪我到兩路口公寓投宿，這天早上天不見亮又趕來為我送行，想必是因為我要出遠門，一去之後，歸期難料。母親是個堅強而樂觀的女性，三十歲那年就相繼經曆了喪父、丈夫下獄、幼女夭折等一連串打擊，但她挺過來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政治運動和繼之而來的災荒年間，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她唉聲歎氣。分手前，她再次叮嚀我，在外獨立生活，凡事多加小心，學會照顧自己，經常給家裏寫信等等。其實，該說的話都說了，能說的也都說了。我甚至流露出一絲不耐煩的神情。“媽，我都知道了。”母親的臉上浮現出寬容、慈愛和幾分期許又無可奈何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