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夏天，我中考落榜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考试落榜，经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折。随之而来的是我一生经历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它迫使我过早地告别天真烂漫的少年时代，做出了决定我一生的最重大的决定。
那一年七月，我十五岁，初中即将毕业，跟大多数同龄的少男少女一样，对人生、社会、国家的前途抱有许多美好的憧憬。我就读的重庆六中的前身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求精中学，大名鼎鼎，有优良的师资和浓厚的学习风气，该校的英文教学在重庆独树一帜。一九六二至一九六四年之间，中国的教育界似乎正在摆脱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阴影，学校重返正规教育的轨道，我受到这股短暂的春风的吹拂，三年的时间里，学业精进。
上了初三之后，我开始真正“立志”，知道发奋读书，对自己严格要求。我在课堂上学得很轻松，但我不满足于教科书和老师课堂上讲授的知识，经常到图书馆翻阅一些书籍报刊，到高中学生主办的壁报上去索取点点滴滴的数、理、化知识。我不仅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而且是一班之长，经常组织同学进行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及办墙报等各种课外活动。由于各科老师的垂爱，尤其是班主任王大富老师的信任和栽培，我不仅学业长进，而且表现出一定的组织才能。我产生了自信，而且还有一些优越感。
中考我正常发挥，考试之后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未得陇、先望蜀”，私下里开始拟定高中阶段的学习计划，准备三年之后报考重点理工科大学，有朝一日能走进科学技术的殿堂，报效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当时的志愿是成为一个原子物理学家，为中国研制出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让中国昂然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不再受美国的核讹诈，也不再受俄国人的颐指气使。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冷战时期长大的，从小就受到大剂量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时刻准备为国家和民族赴汤蹈火，建立功勋。
在浓烈的政治空气的影响下，我把“又红又专”作为自己的目标。初三上期，我满十五周岁，达到了入团的年龄标准。作为班长，我理所当然成为团组织的发展对象。两位高三年级的同学主动当我的入团介绍人，我也高高兴兴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可是因为父亲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反运动”中言论不慎，被同事告密，冤枉接受了两年劳动改造，我的申请书被一次又一次地退回来。团组织认为我对父亲的问题批判不彻底，要求我进一步认识父亲的“罪行”，在思想上跟他划清界限。无论我如何积极表现，团组织总是说我立场不够鲜明。
既然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就特别容易接受正统的宣传，仰慕官方树立的英雄模范。在那个“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年代，英雄的典型不再是叱咤风云的将军，甚至也不是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家，而是工人、农民和士兵。其杰出的代表是一个名叫雷锋的战士。这位对革命怀有圣徒般虔诚的军人工作勤勉，任劳任怨，助人为乐，不遗余力，不幸在二十二岁时因公殉职。毛泽东于一九六三年三月五日向全中国人民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于是神州大地上掀起了学习雷锋的**。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几亿人民的楷模，也许有些不可思议。雷锋仅仅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没有轰动的成就，甚至没有上过战场。但是他纯洁、坦**，像山间汩汩流出的一股清泉和旷野上迎面扑来的一阵春风，在思想感情上似乎达到了“至人无己”的崇高境界。例如，他说：“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他还说，革命事业就像一台巨大的机器，他甘愿做这台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这样朴质、清丽的词语，在民心还存有一分纯朴的时代，具有巨大的感召力。
在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阅读了不少有关雷锋的文字介绍，开始思考人生的价值、理想等重大问题。在讨论会上，我经常自鸣得意地发表自己幼稚可笑的见解，竟然也博得一些同学的赞叹。神志飘然之中，我在酝酿自己注定要一饮而尽的理想的苦酒。
初三下期，临近中考，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学习讨论毕业后的道路选择问题。主题非常简明“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学校领导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升学，那么就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加努力地为革命发奋读书；如果没有被高一级的学校录取，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就业的准备，让祖国人民来挑选。
从语义学的角度来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一条口号本身无可厚非，它无非是说中学毕业生不可能全部升入高一级的学校，每个学生对考试和录取的结果应该有好坏两种心理准备罢了。任何通情达理的学生，都能够理解国家当时的困难，正视这种不太完满的现实。只要考试和录取是一场公平竞争就行。问题在于，那些年中国教育机构执行的阶级路线及其指导下的升学录取方法毫无公平可言。
常言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九六四年夏天，我本想以优异的学业来报答国家对自己的培养，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得到的却是冷酷的结果。八月上旬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外面盖有“密封”大印的牛皮纸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抽出信纸，打开信纸，上一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信纸的上端分明写着“不录取通知书”几个字。一霎间，我部觉得天塌地陷，头脑里一片空白。在此之前，我曾有过一些不良的预感，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连自己母亲工作的学校也拒绝接收我，何况班主任老师不久前还对我的升学表示过谨慎的乐观。
之所以有不良的预感，是因为我自小就品尝过被歧视的滋味，有一种隐约的自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偶然从一个亲戚的口中知道自己的父亲坐过牢，当过“现行反革命”。这条消息使我感到非常惶恐，因为据我当时所知，只有坏人才会坐牢。所以在同学中我从来不愿谈论自己的父亲。
一九六一年小学毕业，报考初中时，我仗着自己成绩优秀，三个志愿都填重庆三中（即重庆南开中学）。班主任老师居然不加阻拦，大概认为我被南开录取无疑。通知书发下来，我没有考取南开，被分到第三流的大坪中学。而同班的一个成绩中等的同学却被南开录取了，因为他出身工人家庭。我有一肚子的委屈，却不知道向谁诉说，于是独自一人来到大坪中学空旷的足球场上痛哭了一场。那时我不满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