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

三、困坐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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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录取通知书”把我突然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我从来没有感到那样彷徨,那样迷茫,那样需要帮助又偏偏那样无助。当时,我面临三种选择:一、在家“赋闲”,等待就业;二、报考民办高中,继续学业;三、离开重庆,上山下乡。

在家赋闲,等待就业机会是大多数落榜的中学毕业生的选择。当年我的同班同学当中,有十一个人落榜,下乡的只有四人。如果我待在城里无所事事,当然会有一些尴尬,街道办事处的居民代表会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动员我下乡。但只要我横下一条心留在城里,谁也奈何我不得。实际上,街道办事处一位姓李的居民代表就来打搅了一次,见我听得淡心无肠,也就敷衍一番,匆匆告辞。

班主任王大富老师在我落榜后看过我一次。他很惜才,知道我心里难过,好言抚慰。也许他本来受上级之命来动员我上山下乡,但是见到我时不仅只字不提下乡这件事,而且叫我在家里少安毋躁,静候工作机会。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深深感念老师的一片真诚和正直。他本来可以趋炎附势,人云亦云,动员我上山下乡,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但是却没有那么做。他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平日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表面近于无情,内心却有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良知,是非分明,不惜跟宣传唱反调。

可是待业并不是很愉快的选择。国家经济还没有全面复苏,工作机会如稀世珍宝。再者,凭着初中毕业的文凭,我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到商店当服务员?到公共汽车上当售票员?到码头上当装卸工人?到环保局当城市清洁工?这些行业对我这个眼高手低的毛孩子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不过混碗饭吃罢了。与其在城市混饭吃,受人白眼,还不如下乡痛快。一走了之,一了百了。

另一种可能的出路是报考民办高中。所谓的民办学校,实际上就是私立学校。中国的绝大部分私立学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就被政府接管,成了公立学校。极少数的私立学校因为条件太差,政府不愿接管,所以幸存。这些学校没有政府资助,完全靠学生缴的学费独立经营,其环境、教学设施甚至师资都不能跟公立学校同日而语。大跃进时期,政府放宽了政策,一些民办学校应运而生,而且办得有声有色。重庆的一些民办高中如官井巷民办中学、大田湾民办中学等在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开始大量招收高中生。这些学校其实有很好的师资,学生的整体水平也应该不错,可是在我的眼里,他们不过是些“杂牌学校”罢了。

八月下旬里的一天,与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伙伴张雪庭来我家。他的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最后死在岳池县的一个劳改农场。那年他初中毕业,他哥哥张益庭高中毕业,哥俩都是全年级数一数二的尖子,哥俩一起落榜,关在家里抱头痛哭。但雪庭不甘就此失学,想报考大田湾民办中学,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块儿去学校。我一口拒绝,甚至不屑到学校看一眼,自己给自己堵上了继续求学的路子。

这段时间,我跟几个落榜的同学李树斌、肖协中、周力习、杨传景交往的时间突然增加了。小伙伴们聚在一块儿,常常相对无言,不知道怎样互相安慰。我们常常在大街小巷里徘徊,不知所往,在昏暗的路灯下长长伫立,任凭时间流逝。李树斌、周力习和杨传景不愿下乡,宁可在重庆直面惨淡的现实,我在去留问题上犹豫不决,只有肖协中洒脱,九月中旬就决定下乡,毅然去了达县专区的宣汉县。

当年第一批应届毕业生下乡后,我的心情更加烦躁。一方面,我习惯了城市的生活,喜欢那里的文化生活,喜欢跟朋友来往,另一方面,落榜又使我产生一种自卑心理和息交绝游的愿望。偏偏我家就在校园里,跟教学大楼只有一墙之隔。教师宿舍与校园有一道校门相通,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每天就通过那道门上学、回家。而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一日之后,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被幸运拥抱的同学在上学放学的时候从那里进进出出。多年熟悉的上下课的电铃声现在使我感到分外刺耳,因为它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失学青年的身份,让我意识到自己跟学校的缘分已经断绝。对我这样一个从小在学校环境里长大的人来说,这是非常难以面对的现实。

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等到学校上课、同学都进入教室之后,才悄悄从家里出来,溜到街上办事或闲逛,为的是躲避从大墙的另一侧飘过来的琅琅读书声和课间休息时莘莘学子的阵阵欢笑声。我还必须在学校放学之前赶回家,为的是避开放学时大街上迎面涌来的人流,特别不愿碰见初中的同班同学和曾经教过自己的老师。年纪轻轻,我就体味到“旧帽遮颜过闹市”的窘迫。

在苦闷中,我度过了自己十六岁生日。正是中秋时节,母亲买回了许多月饼,想让节日来冲淡我的忧郁。但是中秋那天,屋外秋风萧瑟,细雨绵绵,愁云惨淡。家庭的温馨和安全只是增添了我对外面那未知、诡谲、阴郁又带几分寒意的世界的畏惧。我开始领会到“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我虽然朦胧地感到自己遭到极其不公的待遇,却没有地方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唯一的选择就是逆来顺受,不仅接受阶级路线的荒唐逻辑,而且还要说服自己,兴高采烈地拥抱不公的命运。

我嘴上没有说,但是心里暗暗抱怨自己的父亲。蒙冤的父亲那些年本来就少言寡语,我落榜之后同我就更无话可说,但我知道他内心的痛楚一定是无以言表的。妈妈天天忙进忙出、殚心积虑地教育人家的孩子,而对自己的孩子无端失学却无计可施。她心里一定非常难过。所以我生闷气、甚至不讲理的时候,她总是宽容,从不责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