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歲的青年，總還有些頑強的生存意誌，不願接受失敗。既然要活下去，總得給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老一代的知識分子據說在爭做“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青年一代要爭做“革命的接班人”，要做到“黨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俗話被改造成時髦至極的政治口號“吃得苦中苦，方為接班人。”對於我這樣的政治歧視的對象，“接班人”之說不過是一張廉價的空頭支票。
在大規模貫徹階級路線的前夕，學校對出生於“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學生青年加強引導，口號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句似是而非的口號本身，就把學生分成兩起出身工農革幹家庭的學生得天獨厚，出生“地、富、反、壞、右”家庭的學生低人一等。出身“不好”的學生被一再告誡：如果要跟共產黨鬧革命，他們就必須跟自己的不光彩的家庭劃清界限。至於怎樣才算劃清，無論是作報告的人還是對自己的布道不知所雲的老師，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解答。
同一時期，為了配合畢業教育和上山下鄉的動員工作，大小媒體還大張旗鼓地宣傳了一些知識青年標兵的事跡。這些標兵有邢燕子、侯雋、董加耕、魚姍玲這樣的全國模範，也有李敏琪這樣的地方名人。李敏琪是重慶人，父親是西南農學院的教授。不知為什麽她一九六三年沒有考上大學，卻到位於重慶市郊的九龍人民公社大堰大隊安家落戶。《重慶日報》以顯著的位置報道了她的事跡。她也到處作報告，介紹自己放棄學業、立誌紮根農村、建設人間天堂的英雄業績。我畢業前不久，她也到六中介紹了經驗。
湊巧的是，李敏琪所在的大堰大隊正是我父親一九六〇年下放勞動過的地方。那年冬天，我在父親那個生產隊住過兩天。我隻記得父親住在生產隊部一間黑暗的偏屋裏，屋裏沒有床，沒有家具，在屋角鋪了一點稻草，上麵放一張草席，就算是張床。每天下班，父親吃過晚飯不久就帶我爬進屋角的地鋪，吹熄馬燈。在黑暗中，他點燃煙，不知想些什麽。我注意到，他跟當地農民很少交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