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六岁的青年，总还有些顽强的生存意志，不愿接受失败。既然要活下去，总得给自己的思想找到出路。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据说在争做“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青年一代要争做“革命的接班人”，要做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俗话被改造成时髦至极的政治口号“吃得苦中苦，方为接班人。”对于我这样的政治歧视的对象，“接班人”之说不过是一张廉价的空头支票。
在大规模贯彻阶级路线的前夕，学校对出生于“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青年加强引导，口号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句似是而非的口号本身，就把学生分成两起出身工农革干家庭的学生得天独厚，出生“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低人一等。出身“不好”的学生被一再告诫：如果要跟共产党闹革命，他们就必须跟自己的不光彩的家庭划清界限。至于怎样才算划清，无论是作报告的人还是对自己的布道不知所云的老师，都没有做出明确的解答。
同一时期，为了配合毕业教育和上山下乡的动员工作，大小媒体还大张旗鼓地宣传了一些知识青年标兵的事迹。这些标兵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鱼姗玲这样的全国模范，也有李敏琪这样的地方名人。李敏琪是重庆人，父亲是西南农学院的教授。不知为什么她一九六三年没有考上大学，却到位于重庆市郊的九龙人民公社大堰大队安家落户。《重庆日报》以显著的位置报道了她的事迹。她也到处作报告，介绍自己放弃学业、立志扎根农村、建设人间天堂的英雄业绩。我毕业前不久，她也到六中介绍了经验。
凑巧的是，李敏琪所在的大堰大队正是我父亲一九六〇年下放劳动过的地方。那年冬天，我在父亲那个生产队住过两天。我只记得父亲住在生产队部一间黑暗的偏屋里，屋里没有床，没有家具，在屋角铺了一点稻草，上面放一张草席，就算是张床。每天下班，父亲吃过晚饭不久就带我爬进屋角的地铺，吹熄马灯。在黑暗中，他点燃烟，不知想些什么。我注意到，他跟当地农民很少交谈。
说实话，大堰大队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良好的印象。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父亲在放干了水的田里挖地、不时停下来倚着锄把喘气的单薄的身影。跟他一块挖地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工，据说是因为作风“不正派”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她体力比父亲好，下地不多久就把父亲甩在后面，我还暗中为父亲输给“女流”感到难堪。
上了初三后，我成为《中国青年》的忠实读者。该杂志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前后登载了有关知青模范董加耕、侯隽和鱼姗玲的文章。一九六四年第一期《中国青年》上登载了一篇题为《新式农民董加耕》的长篇报道：董加耕是江苏省盐城县龙岗中学高六一级的毕业生。他出身好，品学兼优，又是共产党员，还是共青团支部书记。按照这样的条件和当时的教育政策，他本来可以平步青云，考上大学。可是他主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到家乡务农。同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了董加耕还乡务农日记片段。从中可以看出，董加耕的确是一个信念执着、胸怀大志的青年，对共产党忠心不二，对人生和社会颇有一些透彻的见解和独到的体会。
落榜之后，我反复、仔细地拜读了董加耕的日记片段，很为其中一些字句打动“我一个人比小草还卑微，比一滴水还无力，离开了集体，在顷刻间就会消失。我是一个‘傻子’。人向高处走，水向大海流，而我要留在底层，留在劳动人民中间，做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用双手创造世界。”（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
董加耕的事迹在青年学生中产生共鸣，也激起革命家和文学家的诗情。
当年第七期《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中共元老董必武和诗人徐荣街的诗。如果说董老的五言古诗有几分深奥，那么徐荣街的《绿野放歌：写给董加耕》就太能打动富于幻想和易于冲动的年轻人了。这首诗的开头就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一番浪漫的描写：
我的家乡有肥沃的土地，清澈的河流，勤劳勇敢的人民…… 啊，青山绿水；啊，白云红霞， 啊，铺到天边的田垄，伸到云外的河坝…… 哪里有这里天地广阔？ 春光万里，大鹏展翅。 哪里有这里景色优美？ 十里杨柳，十里桃花。 这里的每一棵小草都放着缕缕的清香， 这里的每一把泥土都冒着汪汪的油花， 每一道田埂每一所茅屋都有着光荣的历史， 每一块芦塘每一座村庄都举起过革命的火把！
(徐荣街《绿野放歌》）
徐荣街对农村并不熟悉，《绿野放歌》也有不少牵强附会的地方，但是对一个单纯幼稚的学生却具有极大的**力。
如果说董加耕的言行为我树起了理想的坐标的话，那么鱼姗玲的事迹似乎解答了我心里的最大疑问。那就是：既然我这样的人已经被打入“另册”，上山下乡除了隐姓埋名、接受劳动改造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鱼姗玲是上海的知青，自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父母在香港，拥有相当资产。一九六二年，鱼姗玲高考名落孙山后，谢绝了父母送她到海外留学的建议，不顾母亲的坚决反对，去新疆参加了那里的建设兵团。由于她的特殊家庭背景，鱼姗玲不仅受到建设兵团领导的照顾，而且被媒体发现，树成典范。
一九六四年第十一期《中国青年》杂志上刊载了她的一篇文章，题为《从娇姑娘到边疆建设者》。在文章中，鱼姗玲描述了自己通过劳动获得思想境界升华的切身体会，觉得自己“听上党的话，不贪图舒适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走革命的道路是完全走对了。”在文章结尾的时候，她还颇为深情地写道：“当一天劳动之后，望着那平如镜、直如线，一望无际的田野，感到心情舒畅极了，每次都要留恋地回头来看几遍。每当我跑过自己亲手开垦的二号小麦地到场部去时，心里就充满了一种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甜蜜和幸福。劳动使我生活得十分充实十分有意义，不像过去那样空虚和无聊。”
鱼姗玲的自述，在我的无望中唤起了微茫的希望。其中的启示是明显的：出身“不好”的青年，只要在农村干得出色，也有出头的希望。对我这样自视很高、不甘寂寞的年轻人，吃点苦没有关系，只要这种苦有所回报；希望茫远没有关系，只要这希望真实存在。若干年后我才明白，这样的希望对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青年其实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从八月上旬接到不录取通知到十月下旬离开重庆总共不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对我似乎是两年、甚至二十年。那段时间里，我时而感到山穷水尽，时而又感到柳暗花明。我思考了很多问题：个人价值、社会需要、社会公正、利益与奉献、利益冲突及其解决、人生的意义等等等等，那是些古往今来的中外哲人绞尽脑汁试图解答却至今莫衷一是的问题。刚满十六岁的我当然不能解答它们，于是它们伴随着我北上巴山，在林莽中、在农田里、在崎岖的山路上、在跳跃的松明下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我心中的阵阵波澜。
人生的某些重大决定有时似乎取决某些偶然的因素。一九六四年秋季学期开学后，我常常在学校上课时间到上清寺邮局外面的张贴栏去读当天的各种报纸，逐渐养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不仅让我获取信息，而且给我一种归属感，因为每天都会碰见一些老报迷。
十月十六日那天早上，我照例又去老地方读报，发现读者比往日多，而且人们交头接耳，似乎有什么精彩的消息。待我走近张贴栏，看见《人民日报》的号外上赫然一条套红标题：“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当即为之一振：好啊！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原子弹，终于可以跟“美帝”“苏修”平起平坐地说话了。然而兴奋之余，一种深深的失落感袭上心头：中国有的是人才，何需我这个未来的原子物理学家！也许我的归宿的确在农村，不在城市。
在举国欢庆的当天下午，我趁父母不在，从立柜上端的抽屉里取出户口簿，在细雨中独自一人来到上清寺街道办事处，填写了上山下乡申请表，吊销了自己的城镇居民户口，从此踏上了山高水险的人生旅途。
第二天，我用了半天时间，专门到解放碑的新华书店买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以及《植物学》《茶树栽培》《果树栽培学》《土壤学》《作物栽培学》等书籍，准备在农村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丰富自己，干出一番事业。仅仅五天之后，我就登上了北去大巴山的卡车。当日光景，真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