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去大巴山，在万源县草坝区新店公社青山茶场落户。十四年后，中国恢复高考制度，我才回到重庆。去时青春年少，归时已届而立之年。那年十月十日，当我把简单的行李装上卡车，离开大巴山到成都上学的时候，大有笼鸟归林的心情。我在内心发誓：此生再也不会回大巴山！
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大巴山不断出现在我梦里。我才意识到，当年在大巴山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无论是青春的欢乐，还是精神的失落；无论是那些挥洒在田垄里的汗珠，还是那些火塘周围的明亮的眼光；无论是那些风雪交加的黑夜，还是那些霞光灿烂的黎明；无论是那些饥寒交迫的日子，还是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倾慕，抑或是我跟那里的乡亲和工友的情谊，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生毕竟没有几个十四年，大巴山区是我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大巴山，不完全是为了寻找自己青春的足迹，而是继续追求那些关于人生和世界的永恒的问题的答案。
最近几年来，“青春无悔”这句话在“老三届”知青当中相当时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乡的伙伴们是否有同样的感觉。我认为，能够潇潇洒洒说这句话的人要么在事业上有点成就，要么就是对人生有点超凡脱俗的领悟。我自己常常对孩子说自己青春无悔，但是“无悔”二字里包含了多少当年的惆怅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只能说，我当年做了一个幼稚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我没有失败，在后来的十四年里我的确得到了很多很多让我终身受用的财富。不过，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我落难的时候，我精神上的支撑并不是那些官方宣传包装起来的模范，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这样蹩脚的政治说教，而是父母的高洁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农友和工友的关照，还有从怀疑权威、彻底否定自己的虚假信仰的痛苦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跟命运抗争的强烈欲望。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在信中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来勉励我。在“文革”初期，我被地委派来的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术权威”，接受强迫劳动时，父母意味深长地给我寄来了新衣服。母亲当年经常对我说“三穷三富不到老。”
诚哉斯言！今天，我不时用这句话来勉励下一代。
人的本性除了利己还有利他的一面。除了生存，人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追求自己生命的最大价值，这种追求不仅合乎人的自爱本能，而且包含人通过“达则兼济天下”对自身存在的肯定。否认这种追求的合理性，压制甚至剥夺这种权利是荒悖的。当时的教育政策违背了人类社会赖以维持的公理：文明社会必须尊重知识、爱惜人才，明智的政府必须对公民一视同仁。回顾历史，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教育政策其实是一九五七年对知识分子贯彻阶级路线的继续，也是“**”的前奏。
除了自己的意志之外，人的成功也需要一些历史机遇。我们这一批人在山寒水瘦的地方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如果没有“**”，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许就终生扎根在大巴山里，永久被历史遗忘。**造成的全国性动**，才使我们否极泰来。在“**”后期，特别是在高考制度恢复之后，我们这一万四千多在大巴山区的重庆老知青才带着满脸的风霜回到自己的故乡。所以，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的受益者。这件事本身真是太具有讽刺意义了。
当年我离开父母远行的时候，还是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根本没有理会父母送子上路时的心情。如今自己为人之父，才能够想象当年父母经历的苦痛。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无法向我解释，因为我不仅接受了官方的教育，而且自觉或不自觉地抱怨自己的家庭出身。父亲去世之后，我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他的日记。父亲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写道：“鹏儿昨日下乡，吾心无比沉重。鹏儿一向学业优秀，不料今日却因我之过失被拒于学校大门之外。乃从今日起戒烟，以志吾痛。”寥寥数语，引起我内心一阵隐痛。
中考“落榜”后，我的姑母邓昭仪和表兄叶含弘特地从北碚进城来看我，姑母请我们全家到会仙桥的“心心餐厅”吃了一顿西餐，意在给我一点安慰。表兄含弘因为姑父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一九五八年高考时委屈地放弃了第一表的所有志愿，进入昆明师范学院学习。他说自己当年从昆明寄给母亲的信常常是三水（墨水、泪水和汗水）混合写成。那天从“心心餐厅”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叹了口气：“小表弟，看来我的运气比你的还是要好些。”
我的姑父、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叶先生得知我下乡的消息后，涕泗滂沱，大哭一场。这位在法国里昂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的学者，在一九五七年因为政治上的天真背上了“右派”的黑锅，从此报国无门，直到去世也没有回到大学讲台。我想，他之所以痛哭失声，也许不仅仅是为了我这个侄子的遭遇而是因为他预感到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不幸。
果然，我下乡后不到两年时间，中国暴发了史无前例的“**”，进入了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