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十月去大巴山，在萬源縣草壩區新店公社青山茶場落戶。十四年後，中國恢複高考製度，我才回到重慶。去時青春年少，歸時已屆而立之年。那年十月十日，當我把簡單的行李裝上卡車，離開大巴山到成都上學的時候，大有籠鳥歸林的心情。我在內心發誓：此生再也不會回大巴山！
然而二十多年過去了，大巴山不斷出現在我夢裏。我才意識到，當年在大巴山的經曆是刻骨銘心的：無論是青春的歡樂，還是精神的失落；無論是那些揮灑在田壟裏的汗珠，還是那些火塘周圍的明亮的眼光；無論是那些風雪交加的黑夜，還是那些霞光燦爛的黎明；無論是那些饑寒交迫的日子，還是少男少女之間朦朧的傾慕，抑或是我跟那裏的鄉親和工友的情誼，如今都成了我生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生畢竟沒有幾個十四年，大巴山區是我名副其實的第二故鄉。於是，我一次又一次地重返大巴山，不完全是為了尋找自己青春的足跡，而是繼續追求那些關於人生和世界的永恒的問題的答案。
最近幾年來，“青春無悔”這句話在“老三屆”知青當中相當時髦。我不知道我的那些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鄉的夥伴們是否有同樣的感覺。我認為，能夠瀟瀟灑灑說這句話的人要麽在事業上有點成就，要麽就是對人生有點超凡脫俗的領悟。我自己常常對孩子說自己青春無悔，但是“無悔”二字裏包含了多少當年的惆悵和酸楚，多少彷徨和苦痛？我隻能說，我當年做了一個幼稚但又無可奈何的選擇，我為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我沒有失敗，在後來的十四年裏我的確得到了很多很多讓我終身受用的財富。不過，在那些風雨如晦的歲月裏，在我落難的時候，我精神上的支撐並不是那些官方宣傳包裝起來的模範，也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這樣蹩腳的政治說教，而是父母的高潔人品、朋友的互相支持、農友和工友的關照，還有從懷疑權威、徹底否定自己的虛假信仰的痛苦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對生活的信念以及由此產生的跟命運抗爭的強烈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