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 彭圣平
作者简介
彭圣平，男，汉族，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生，重庆市第二中学初中毕业。一九六五年八月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天生公社第一林场，后插队落户。一九八三年于重庆师范学院数学系本科（函授）毕业，曾任中学校长。现供职于重庆市妇联。
一九六九年初林场解散以后，插队落户生活使我从一个“集体人”变为了“独立人”，从一个“城市人”变成了“农村人”。在生产队，一个人要作为“一户”人的代表参与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从分口粮到做饭，从种自留地到出工挣工分都和农民一样，除了穿着和发型上还有别于农民外，其他生活与农民相差无几。但是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回到故乡重庆，执着地保存着一份“返城”情结。
一九七一年，一颗重磅炸弹在知青中炸开——宣汉县商业局首次招收重庆知青。冲击波波及每一个人，它使知青回城的梦想变成了希望。
那年我代表天生区参加县农运会，被县体委选中进入县篮球代表队参加达县专区的比赛，由于身体素质好，球技出色，专区比赛超常发挥，深得教练和队友的喜欢。专区比赛结束后留下我一个知青和县上的几个主力队员组成“毛泽东思想体宣队”，跋山涉水在宣汉县境内各区县拉练比赛。
篮球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是广大群众喜爱的体育运动，甚至是当时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能够经常在有一千多人观看的县城灯光球场上“露脸”，应该说在全县知青中“特长”算是比较突出的了。县和区的领导认识我的人也不少，区里的武装部长龚常才和组织委员龚巡政就特别喜欢我，曾在知青大会上讲：“像彭圣平这样表现好、又有特长的知青，我们就是要优先推荐到县上工作。”如果到县代表队算是推荐的话，我应该算天生区最早推荐的知青了。不能回重庆留在宣汉县城工作也行，这是我退而求其次的想法。在县上半年的篮球生涯中，县体委先后给我许了三次愿，让我做了三次“返城”梦。一说是到宣汉钢铁厂，后来说宣钢工作太累太紧张，不利于今后抽出来打球；二说到县电信局，电信局又说保密性质强，知青不适合（我开初不理解）；三说县糖果厂，手工劳动，人员好替换。县体委的领导逐一带我到以上三个地方参观过，也征求过我的意见，弄得我云里雾里好生欢喜，自以为是老知青！中的幸运儿不胜得意，谁知球打完了还是叫我回生产队，连在糖果厂做一个“包糖工”也不行。
一九七二年大规模招工的格局已经形成，知青们为了把希望变成现实，个个使出十八般武艺，送礼、托人情、找关系一度成风。记得我们公社一个一九六九年下乡小名叫“地雷”的新知青问我：“你下乡这么些年了，不想回重庆呀？”“怎么不想？做梦都想。”“那你怎么不努力呢？”“怎样努力？努什么力？”然后我以老大哥的口气告诉他：“调工作就像排队买东西，排在我前面的人走了总会轮到我。”他慎重地提醒我说：“大哥，你太书生气了，等是不行的，要给管知青的干部送东西。我就是给区上管知青的老李送了一千颗打火石。你看，我马上就要走了。”搞一千颗打火石在当时并不容易，是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呀！我们家三姊妹三个知青，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生存，无论如何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送礼”的。因此，我只能凭借自己的踏实劳动，可望感动掌管知青命运的大队和公社干部，希望他们能发善心把推荐的指标拨一个到我的头上，同时我也利用各种机会展示自己的特长以赢得招工单位欢心而被破例特招。
从县上回到生产队那一段时间里，我的确有几次得到了“招工老板”的青睐。华蓥山煤矿、松藻煤矿、农药厂等好几个单位的“招工老板”都看过我打球，也都表示过要把我招进厂去，不过都是留下话“下次来我一定招你”，然后就是“赵巧儿送灯台”，一去不复返。看来命运之神和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彻底无缘。
经历了若干次希望，又经历了若干次希望的破灭，我原以为知青“返城”应该以到农村的先后时间排序或者是以个人表现好坏、能力大小（特长多少）作为衡量条件，但是每当看到下乡还不到两年的在生产队“表现”特别差的，甚至是“摸包”被抓了现行的知青，一个个都挥手向我告别，登上了回重庆的汽车，我才逐渐明白：从普遍意义上讲招工跟个人到农村的时间长短和表现好坏没有必然联系，对我来说，“老爷”（父亲）早就把牌子（一块黑色招牌）挣起了，自己怎样奋斗都是枉然，家庭出身成了我调回重庆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真是“背他爹的时”！
就像植物需要阳光一样，没有希望的生活黯淡无光。
招工大潮的涌来势不可挡，与我一块儿下乡的老同学也有相当数量离我回城了（有家庭背景、经济条件和家长所在单位等因素）。每次送他们上车离去，我总会伫立在场口（临时汽车站）邮局旁的大槐树下，目送汽车消失在公路的尽头，然后像生了大病一样回到生产队，一个人躺上两天，什么事也不想做。我对未来生活渐渐地绝望，连保存在心底的那份执着也开始动摇。
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个赶场天，我不想受到刺激而放弃和知青见面的机会(知青见面通常是利用赶场天），一个人待在生产队小屋里。中午，队长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小屋告诉我说：“区委的龚巡政通知你马上到区公所去有紧急事情。”龚巡政是区委的组织委员，比我大十来岁，是一个篮球爱好者，也是我在区代表队时的领队和教练，平时关系很好，他通知我去有什么事？我不敢懈怠，披上衣服就往区公所奔去。
到了区公所见到老龚，他说：“最近有一个你们重庆合川的华川机械厂来天生区招工，名额是四十个，因为有两个知青先前已经调走，所以还空缺两个名额。由于招工期限紧迫，和联系不上，空缺名额就要作废，因此招工单位的同志拜托我们区里帮他们推荐两个知青，只要身体过关，过两三天就可回重庆，我们区里几个领导碰了一下头，决定推荐你和芭蕉公社的知青罗开云去。”
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把我完全搞蒙了。什么？两三天后就可回重庆？而且是推荐的我？我真不敢相信。他见我一脸茫然，就继续解释道：“你和罗开云都为我们区里争了光出了力，表现也不错，我也知道你们两个的家庭成分都不好，尤其是你，我们区里很早就想推荐你到县上工作，去年你在县上打球时，好几个单位都因为你的家庭成分问题而政审不能过关没有去成。区里对你的情况非常了解也非常关心，这次是个机会，招工单位来不及政审，只要你们身体合格，两三天就可以回去了。”接着他又把介绍信和第二天去县上在什么地方找什么人，在什么地方体检等诸如此类的事详细地给我讲了一遍，直到我完全记住了他才让我离开。
走出区公所，山格外青，天格外蓝，在街上碰到几个熟人也显得格外亲切。老龚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只要身体合格，两三天就可以回去了。”我身体怎么会不合格呢？身体，是我最有把握的。感谢老龚，感谢区委，感谢上苍，阳光雨露终于洒落到我的头上。一想到几天后就要离开这里，将要成为一名光荣的工人，脚步也感觉轻快起来，一路小跑回到生产队。
经过一夜的兴奋，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背上挎包，连早饭也没有吃就踏上去县城的路。生产队离县城大约有三十公里路程，虽然有公路相通，但由于囊中羞涩，还是靠双脚来得更稳当更保险。大约走了三个多小时，翻过笔架梁，就来到宣汉县城外的南门河口，这是我和开云约定的等候地点，罗开云早已在渡口等候多时，芭蕉公社离县城更远，想来他比我走得还早，也许是天不见亮就出发的。
我和开云拿着介绍信在县委招待所二楼的某房间找到了华川机械厂的招工大员，一个高个子的中年男人，他在过道里接过介绍信后什么表情也没有，返身回房间拿了两张体检表递给我们，吩咐我们马上到县医院体检科进行体检，体检表不用带回来，他下午三点钟会到医院去拿。说完好像有其他事情缠身很快就回到房间去了，我和开云连和他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在过道里与决定我们命运的“招工老板”见了第一面。
事不宜迟，体检过关是我们这天到县城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的最大心愿，为了保证体检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过关，开云提议：这两天我们都有点兴奋，休息也不好，是不是喝点醋压压血压（我至今也不知道醋是不是能降血压），免得血压上出问题。于是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找了一家饮食店，假装要吃饭，一人喝了一大碗醋就走了，弄得饮食店老板好一阵心疼。在县医院，每检查完一项，我们都再三央求医生告诉结果，医生的所有回答都是“正常”。不到一个小时，体检在“正常”声中结束，我们如释重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这时才感觉到肚子已经有十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之后，我们选择了一家既清洁又便宜的小食店，每人两碗包面(抄手）下肚，才压住了上午喝醋后胃酸过多的不适感。
饭间，我和开云谈了很多，谈到招工以来的共同感受，谈到对未来生活的共同向往，谈到自己对这次区里的照頋的感激之情，谈到回到生产队如何处理自己的东西以迎接招工通知的到来，最后又谈到了“招工老板”今天对我们的冷漠态度。开云比我长几岁，是二十中高六五级的毕业生，人极为聪明，办事和想问题都比我高出一头，我们在区文艺会演和区篮球队里相处十分融洽，心里十分敬佩他。他征求我的意见说：“‘招工老板’对我们这种冷漠态度，我们是不是有必要给他送点东西，或者和他‘绕绕’（套套近乎），让他了解我们的特长，或许对这次招工有帮助？”我开初有些迟疑，一来是因为我不太会“绕”也不知道怎样去“绕”，二来是因为老龚明确地告诉我们只是“蒙混”过关就行。但转念一想，有多少知青有事无事都要到县委招待所各个房间招工单位那里去展示自己，以博取招工单位的好感，我们毕竟是经区委推荐而且只是展示自己的特长，不可能给他露底，“先尽人事，后听天命”这句古训提示我“应主动出击”。于是乎我们捜遍了所有的口袋，凑了不足拾元钱，买了一瓶葡萄酒，两包高级香烟，再切上半斤“烧腊”，返回县委招待所去找“招工老板”加深印象。
县委招待所是一栋五层楼的老式建筑，有几十个房间，每个房间的门向着过道，过道显得阴暗，常年开着路灯。由于招待所的住客多半是来宣汉县招工的，所以进入招待所大门，就像到了一个专业团体，唱歌声、乐器声、谈笑声不绝于耳，透过一道道半掩的门，可以想象男男女女的知青在里面“各显神通”，他们和我们一样无非是想取悦于招工老板，获取回城的通行证。
我们怯生生地敲开了上午对我们关闭的那道门，说明来意后“招工老板”终于让我们进了房间。房间里只有他一人，他斜靠在**，我们端坐在他的对面。几句寒暄后，我从挎包里拿出买好的东西，放在中间的板凳上，同时给他敬上一支烟，开始了我们的交谈。从谈话中我了解到这次华川厂招工主要是招嘉陵厂子弟，也确实有两个空缺名额。但是，要天生区推荐人选顶替空缺名额只是招工者个人的意见，而这个方案正在等候厂方的答复。不过，他又告诉我们，指标过两天就要作废了，如果厂方不能及时回复，他会自己做主办理。
我和开云都意识到，这个斜靠在**不愿多说话的人在这次招工中握有一定的权力，他的意见将决定我和开云的命运，打动他就成了接下来谈话的主题。我们分别争着说自己音乐、体育的特长和在区代表队和县代表队的经历，说自己在生产队的表现，甚至还表示了今后到工作单位后如何努力工作的决心。
我们不停地说，他也静静地听，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耐心而没有打断我们的诉说，也许是话匣子打开而一发不可收的缘故，话题层层深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人才”为什么现在还没有调出去的真正原因，开云终于讲到了他的身世他的家庭。“其实，我母亲的家庭是一个三代贫农家庭，旧社会贫农家庭的日子过得相当苦，由于有一年闹天荒，母亲家里无法给地主交租，地主又看上了我母亲，为了抵债，地主霸占了我母亲……”开云满怀深情地讲述了一个类似“白毛女”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人翁没有反抗去上山过着野人一样的生活，而地主则成了他的父亲。故事不知是他的编造还是真实情况，目的无非是想说明他身上流的并非全是剥削阶级的血液，就“血统论”而言对他也是不公平的。
开云的身世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忍不住也在一旁附和说：“我们这些所谓家庭成分不好的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不过是因为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所办的一所学校里当教导主任，参加过国民党，组织上还认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同时进一步说明自己是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跟剥削阶级实在没有什么关系。然而，我和开云的真情告白并没有引来“招工老板”的同情和体谅，他只是眯缝着眼睛不停地抽着我们拿去的香烟，若有所思地想着什么，一直到我们向他告别，他都没有表态，只是点头示意很客气地送我们离开。
三天后，一辆满载着天生区被录取到华川机械厂工作的知青的大车经过我所在的生产队，新知青“地雷”也在其中，当他在车上大喊着我的名字向我挥手告别时，我蓦地发觉返城的希望再次与我擦肩而过。是招工单位另有指示还是“招工老板”的初衷有所改变？这是一个永远的谜！不过，我猜十之八九是“白毛女”的故事引起了“招工老板”的警觉，是我们俩的真情告白让“招工老板”进行了一次“现场政审”，而我们是弄巧成拙。
我原以为十分有把握的回城希望，就像解放牌汽车隆隆驶过扬起的阵阵尘土，被田野里的清风一吹，转眼之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