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在林场的知青们开始到生产队插队落户之际，我患上了心脏病，于是我带着重庆几家医院开的病情证明回到万源茶垭公社。到一九六九年秋，茶垭林场七十多位知青都插队落户了，仅剩我这个患病知青未能插队。有一天，公社革委会李主任见到我说：“你还是找个队插下去，有什么问题以后再给你解决。”并要我去联系公社对面山梁上的六生产队。当我杵着棍子爬到山顶找到生产队长时，已是气喘吁吁、浑身乏力，狼狈不堪了。队长在得知我迟迟而来的原因后，便以我有病为由不同意接纳我插队，我只好悻悻地下坡来，去公社革委会复了命。事后，公社革委会要我再去县医院做一次检查，然而检查的结果仍然是心脏病，自此，我就被作为“病残知青”等待上级处理了。
在等待处理结果的时期，我先后去我们林场已插队的三个知青晏昌光、张方琦、李德和处住过，也算是对下乡“插队落户”生活的体验。
晏昌光插队的地方距县城约十公里远，我沿着去八台山的公路走到十公里处后，翻过一个山梁，走过几根田坎就到了他落户的村院。他所在的生产队约二十来户人家，都相对集中地住在这个村院里。院里的每户人家都有一些奇特的故事。记得对面有一家贫得不能再贫的贫农，男的叫“赖瓜儿”，家里穷得连床都没有，他们将一个大木柜倒放在地上，在里面垫上一些谷草，全家人就挤睡在这大木柜里。上工时，晏昌光曾教他背会几句《毛主席语录》。有一次，工作组来公社召开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动员大会，“赖瓜儿”当场背诵了几句语录，便被工作组树为学习“毛著”的标兵。自此后，“赖瓜儿”算翻了身，背上了一个红色语录包，常随工作组到各生产队去现身说法。语录是越背越多了，出工却越来越少了，只因是“标兵”，谁也得罪不起他。
晏昌光的隔壁是一家“地主”，“地主”婆倒是一个和气善良的老人，她不但帮晏昌光洗衣服，还不时将她做的豆腐乳、咸莱送给我们吃。我真担心我们吃了会被“阶级敌人腐蚀”掉，但在一日三餐靠苞谷洋芋当主食且无菜吃的日子里，豆腐乳和咸菜的可口美味比起“拒腐蚀，永不沾”的伟大教导来要有魅力得多啊！
晏昌光是个言语不多的人，每天收工回来，吃了晚饭，便取出他那把心爱的胡琴，坐在门槛上演奏起来。随着琴声的婉转起伏，这个小村落里的人们就慢慢地聚拢在院坝里，享受这位重庆知青给他们带来的丁点儿文化生活。院子里有一个几十里外刚嫁过来的小媳妇总是过来靠在门边听晏昌光拉琴，她神情怅然，老是呆呆地望着沉醉在音乐里的“晏大哥”，站在那里纹丝不动，直到她男人来喊她回去时，她才无奈地依依惜别而去。
我在晏昌光处住了近两月后，生产队给晏昌光单独盖了一间新屋。这新屋建造得也颇简单，在牛圈顶上用树干搭上一层架，架上垫一层草，再铺上一层土，新屋就算建好了。进屋踩在“地”上，那“地”面还直打闪闪呢！我怕两个大小伙子踩在上面会发生“地震”，于是趁晏昌光搬新屋的机会，便决定另找住处。不久我就“插队落户”到张方琦那里去了。
张方琦跟晏昌光都是一九六五年到茶垭林场的。在林场时，张方琦跟我是铺位邻居，他最大的爱好是唱歌和下象棋，在没有对手时，他一个人下独盘棋也颇有兴致。张方琦插队的地方在距县城不到一公里的城郊的一座大院子里，与他同在一个生产队并同住一个院子里的是茶垭林场的知青向传益和他的妹妹。
张方琦住房的斜对面住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单身农民。有一天我见他身上到处是伤痕，便问他原因，方才知道他曾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屡屡负伤。因为当了俘虏兵，停战回国后，他被开除了团籍并送去集中学习，继而转业到地方，先在县委干通讯员，没多久就被送回农村务农，且没有退转军人的待遇。我问他为何不娶妻成家，他说“没得钱！”他的饭量很大，但因口粮不够，每天只能蹲在他的屋门口捧着一个大斗碗喝稀饭。张方琦的存粮也不多，为了节省粮食，有一次我俩把打完苞谷米后的糠壳炒干磨成面煮着吃，那糠壳粉的粗糙实在令人难以下咽，此后，我们再也不打苞谷糠壳的主意了。
因为我那时还没有插队，还不算彻底的农业人口，县安办多少还给我供应一点口粮，还可以到食品公司去买一点菜油什么的，这算是一种特殊照顾了，插队后的知青是不再供应粮油的。有一次，我去食品公司买了一笼牛肺，拿回来和张方琦一起动手洗了又洗，再切成小块，然后放进一个吊罐里煮，等煮熟了，有了香味了，我们喊来对面那个“俘虏兵”，一人一碗地干了起来。说来也怪，那时候真觉得这个“牙祭”打得太过瘾了，那种肉香味美的感觉至今还很新鲜呢！
在张方琦处住了没多久，他们的院子被征用来安顿修襄渝铁路的民工，院坝里支起了帐篷，来来往往的人也多起来了。民工中有不少人是重庆的知青，于是乎，张方琦的屋里便常常高朋满座，收了工的民工知青们把张方琦的那间小屋当成了俱乐部。我觉得居住空间已拥塞到无立足之地了，于是又换了一个住处，到李德和那里“插队落户”去了。
李德和是一九六五年下乡的重庆六中的高中毕业生，插队时他抢先占了好的滩头，去了茶垭一大队。这个队就在县城边上，李德和落户的那幢房子紧靠万源县医院，进县城不需十分钟。白天，他干活去了，我就在家读胡绳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完这本书是我在德和处居住的最大收获。
有一天晚饭后，我俩围坐在火炉边闲聊，我对他讲起县宣传队的人和事，他突然对我说：“你在县城里搞宣传队认识很多人，给我介绍一个朋友吧。”我看他那认真的神情，便也认真地思考起来。我想起县宣传队里有位姓陈的女队员，便去请她为德和帮忙，并约德和同去她家一坐。临去时，德和找了瓶子，装了他自己做的咸菜，打着一支电筒就进城去了。那天晚上，正巧县城停电，家家户户都点了蜡烛。到了陈家，我们坐在火炉边山南地北地聊了起来，陈的十八岁的妹妹也静静地坐在一旁听我们聊天。屋里的蜡烛虽比以往多点了几支，但佳人们都尽在烛影晃动中时而清晰，时而朦胧。临走时，德和把那瓶咸菜送给了陈家。几天以后，在不停电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陪德和去拜访了陈家，这一次，陈的妹妹表现出了一片纯情。以后的故事便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那时，知青们的衣食温饱尚未能解决，谈婚论嫁的年龄又催人心紧，知青们被耽误的岂止是学业与前程，他们生命的正常历程也被打乱了。
一九七〇年一月，家里来信告诉我：重庆市已同意接收我回重庆，我的“上山下乡”生涯从此结束了。在办完各种手续后，我于五月搭乘了一辆便车南归山城，从此告别了木王坪、茶垭公社和万源城。这时的心情和我七年前上山时的心情已大不一样，上山时的庄严、沉郁和使命感被返城时的轻松、愉快和失落感所代替。至于离开“革命”的大巴山后，生活的道路该怎么走，我没有多想，只想到未来总比现在好。
回到重庆后，在极“左”思潮占主流的社会环境里，我仍然四处碰壁，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虽然我不想对人谈起我的知青生涯，但脑子里却时时浮现着大巴山的人和事。即便在后来当建筑工人、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的日月里，那种梦绕巴山的情结却终不能消散。在离开大巴山十八年后的那个夏天，我一时兴起，带领家人去了万源，在万源城见到了已在当地安家的几位茶垭知青，重温了木王坪上的日日夜夜，回来后我写了一则手记，文后附诗道：
巴山一别十八年，不惑之秋返万源。 川北锁钥去古色，鸵山林翠弥轻烟。 昔日朋友难相会，数杯暖酒摧心言， 霜发牵出当年事，喜谈人生换新颜。
两年前，我借去城口县巡考的工作之便，再去了万源，特别去看了已经变得遍是房舍的茶垭乡。当年我们上木王坪的那条羊肠小路依然还在，我望着那条向山顶蜿蜒而去的小路，真想再沿着这条路去寻访一次木王坪啊！虽然我们早已从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愚昧中走向了充满改革精神的时代，然而在那苍苍郁郁的深厚的大山里，有我们青春的足迹和故事，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永恒萦绕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