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我初中毕业了。从小立志做“好学生”，由小学至初中都是优秀学生的我，居然未能考上高中，却眼见品学皆劣的同学可以入选，老师同学的讶异自不必说。一九六五年的招生标准讳莫如深，除制定政策者外，无人得知，总之结果常是品学兼优的人考不上中学或大学。但在当年却无人敢对此质疑，更不可深究。那时我刚满十六岁，上进、热情、单纯而满怀理想，但既不能继续学业，更不可能获得工作，前途一片迷茫。
这种突然降临的彷徨为时并不长久，因为早自一九六二年就开始炮制出一部大型历史剧，在剧中，一代青年被软硬兼施地拉上舞台，他们出场的第一幕叫作“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现在看起来似是而非、不知所云，既笼统又抽象的语录，那时却形同圣旨。
成年人对单纯的年轻一代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年轻人不单要学习、成长，更需要指引，而当年指引像我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是什么呢？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伟大指示！
我决定相信那句话，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学会相信成年人的话，相信老师的话，领导的话怎能不听？对前途的彷徨仅仅维持了很短时间，我很快拿定主意，不惜与父母反目，背上三斤重的棉被和简单的几件衣服，坐上没有座位的颠簸卡车，稀里糊涂地就踏上了那条“坦途”，目的地是三五天车程以远的穷乡僻壤——四川东北部那贫瘠的大巴山区。
卡车一行数十辆，红旗飘飘，歌声起伏，尘土飞扬，数小时后到了大竹县城，停下午餐。记得我们一行有数百人之多，场面很是壮观，尤其是午餐有足够的肥猪肉，在物质相当匮乏的一九六五年，这的确令人情绪高昂。大批男女青年聚集参与一个盛会，其热烈与亢奋之情绝不亚于时下青年获得免费门票去看流行歌星的演唱会。
肉足饭饱之后车队继续北行，经达县而宣汉，其间车辆渐少，因为有车去了另外的目的地如通江、南江、巴中、万源等其他县区。当晚宿于宣汉县城，人车虽有减少，肉菜依然丰富，因为越近山区，菜盆里那肥猪肉就越趋肥厚而大片，使久未有此口福的城市青年们不由得头晕。
热烈气氛一浪接一浪，晚上在宣汉县礼堂有事先安排好的文娱表演，仅记得有李宝娜的独唱《唱支山歌给党听》，肖亨利拉小提琴伴奏。下乡前我正学习小提琴，母亲为诱使我留在重庆，答应花钱为我找小提琴老师，留在家里学琴，而我竟丝毫不为所动。此时这婉转歌喉和鬈曲头发的李宝娜，使十六岁的我惊为天人。各样表演将热烈气氛一步步推向**，先前的彷徨早已一扫而光，前路似乎一派五彩斑斓。
序幕即近尾声，正戏也将开场。次日卡车到达南坝镇后便下了车，因为再往前就只有蜿蜒崎岖的山路了。
古朴的南坝镇是鲲池区政府所在地，又是当地的交通枢纽。肩力脚夫以挑担背篼将各样农副土产由边远山区运来南坝，再将轻工日用搬回山上。得天独厚的南坝更有一水道由数百里以远的土黄、樊哙等区曲折而下，水流至南坝渐变平阔，竹筏与木排上下不绝，可直抵宣汉县城及其他地区，其水陆交通之便使南坝镇成为重要商品集散地。尽管如此，山区集镇之热闹情景也仅止于赶场日，平日的南坝街道却极其宁静，少见闲杂人等，鲜闻鸡鸣犬吠。裹着靛蓝头巾的女人坐在门前的小木凳上纳鞋底，间或几个脚夫，在饭后或临行前与小食店的老板聊天，交换一些消息。当时收音机极为罕见，一个公社仅有一两台，而电视机则更是闻所未闻，故此肩力脚夫便成为信息传递者。在山区，小食店通常就是社交场合，等同西方社会的酒吧，而去酒吧者未必只是口渴或想买醉。
经一轮分流，两三百知青的大聚会到南坝镇就只余下百十人，照例由政府招待肥猪肉午餐，最后以不同目的地分为十数小队各散东西。
由南坝镇上山到我们的目的地——龙观公社（乡）高峰林场约有七十多里山路，被安排到这林场的十余人多数是重庆四十七初级中学的毕业生，另有几人是重庆第二钢铁厂子弟学校的学生，尚记得其中最年幼者是刘全生（男）、冯小红（女)、古启华（女）三人，大约仅十五岁。
艰难的数十里山路是如何走完的，用了一天或两天，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的山路极为陡峭，那完全是用手脚爬上去的。对于数日前尚身处大城市的小青年，眼前的景致倒是壮观，笔直如刀削的悬崖很少树木，上面巍然立着一圈黑灰色的城墙，墙后面可以隐隐看得到泥黄色的土房及它的灰瓦，慢慢行近，才见到依然完整高耸的城寨门，它那巨大而发黑的石头虽然年代久远却很少残蚀，暗黑的表面满布斑驳陆离的灰白色苔藓，似乎在默默细述往事。
我仰面上望，城寨门洞两侧有刻得极深的铭文，左联是“砦（寨）对高峰迎来一席桃源”，右联为“人含和气挹尽满山秀色”，横楹大书“高峰岩人和砦”，气势逼人。
此时已有城寨的原居民来迎接我们，依次是林场老场长向道荣，生产主管向老二及其老婆丁嫂，都是当地人。然后是较我们下乡更早一两年的重庆老知青李长江、肖长生、蒲远兴三人，再加上一只因其有长长的毛而叫作“毛子”的黄狗，高峰林场二十多人就此正式“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