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 李炜
作者简介
李炜，男，汉族，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生，一九六一年毕业于重庆市杨家坪初级中学。一九六五年五月上山下乡到宣汉县天生区新农公社林场。一九七二年回城，在重庆织布厂职工医院工作。现退休，自己开业行医。
我学中医，始于在大巴山当知青时。每每想起自己的中医生涯，总有一番感慨：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会随同周边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人的生存能力也是很强的，逆境往往能让人“置之死地而后生”。
记得宣汉县天生区的刘区长在一次上山下乡知青会上说过：“有上山，就有下山。”这句富于哲理的话当时语惊四座。如果说这话曾让我有过一丝振奋的话，那么一九六九年大批“新知青”（老三届）的插队落户，则让我五彩缤纷的梦想彻底破灭了——“下山”变得越来越渺茫，我该如何面对现实？
从下农村的第一天起，我就怨烦没完没了的拿锄头修地球、种庄稼的“再教育”。我曾暗暗地发誓：这一辈子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当农民。一九六九年林场解体后，我和唐忠勋插队落户到新农公社一个叫“大田边”的生产队，其间，辛劳困苦，难于言表。
一天，我从山下赶场回生产队，又饥又渴又累，路过一个幺店子，便进去讨水喝。这时，我看见一个老者被恭恭敬敬地迎了进来，店主称他为“曾先生”。在大巴山有两种人是被称为先生的，一是教师，二是医生。曾先生接过主人双手递上的三四匹叶子烟后，又接住了一碗小面，那面上有两个荷包蛋。吃完之后，曾先生开始给病人把脉。就在他开处方之际，只听得锅里稀里哗啦地响，一会儿工夫，主人便端上一盘香喷喷、热腾腾的回锅肉，酒杯也斟得满满的。这场面，对我产生了强烈的震动。我暗忖，自己年轻力壮，一双臂膀竟然不及他的三根手指头！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取了我需要拼命劳动一天才能得到的报酬。这手艺真好！对我来说，学医正是摆脱又苦又累“修地球”的绝好门路！
两年前，我返渝探亲，回林场时就揣了几根银针——是从姐姐家里拿的。我姐姐是医生，我曾亲眼目睹过银针起死回生的神效。那时，我就曾有过闪念：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一名医生，用银针治病救人。在新华书店转悠时，恰巧又发现一本《针灸》，我如获至宝，立即花两角六分钱买到手。书里介绍的是一些常用的、易于掌握的穴位，每个穴位都有插图，按图索骥就可以了。
回林场不久，我居然“瞎猫碰到死耗子”，用银针解决了别人的病痛。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我谎称有病没有出工。只见老场员苏老头跛着一只脚，拄着一米来长的叶子烟杆从外面回来，坐在屋檐下的阴凉处不停呻吟着。我从寝室出来，看见他的嘴半张半合，清口水顺着他的嘴角一条线地往下流，痛苦不堪。原来，他的牙痛得厉害。我立即想起我的《针灸》，于是我把书拿出来，翻到牙痛一节，根据图示，把银针扎进了他的合谷、颊车、下关和行间穴，以外行人的身份干内行人的事。事后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平时胆小怕事的我，那会儿像吃了熊肝豹胆一样。等我取出银针后，苏老头眨巴眨巴眼睛，将嘴合拢，试着用力嚼了嚼，他那绛红色的脸上，居然绽放出轻松的微笑：“一点也不痛啦！”
如果说以前我对中医的神奇稍微有一点喜好的话，那么，从那天起，无论在思想认识上，还是实际生活中，它都上升到无法比拟的高度。经过深思熟虑，我很快地下了决心，并且拿定主意立即开始认真自学中医。
崔医生与我同住一个生产队，他家在“大田边”的核心位置，距离我的住房约有三四十米远。我回家之后，便兴冲冲地去崔医生家，希望在自学之前，能先了解一些中医入门的途径，以免走弯路。
他是我们生产队唯一的初中生，也是中医世家的嫡系传人。在那个“读书无用论”统治天下的时代，新华书店除了《毛选》四卷外，就是马恩列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哲学，其他书籍，尤其是自然科学的书一律没有。一切读书人，特别是专家、教授，统统被打成“臭老九”。这个崔医生却没受到一点政治风波的冲击。在崔医生家，我把话题扯到中医专业的书籍上来，我想从他那里挑选几本有关中医基础理论的书。因为在我看来，一个职业医生应该博览群书，通晓古今，家里藏书不说数百本，几十本应该是有的。
万没有想到，崔医生家除了祖上传下的一两本医书以外，一无所有，而且这医书还是用毛笔字抄写的。惊讶之余，我急忙翻看他的手抄本，发觉这书特别好，言简意赅，且用诗歌形式排列，便于记诵，读起来朗朗上口，特别适合我这半路出家的人学习。我如获至宝。于是，在借书回家的当天，我就马不停蹄地到公社去买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在煤油灯下抄了起来。不知道是特别兴奋，抑或是当时人年轻、精力充沛的原因，从下午四五点一直抄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我一点也不觉得累，直到天大亮了，农民喊我上山做活路时，我才吹熄了灯。
这时，一轮红彤彤的朝阳从东方升起，照耀着我，照耀着一个有福气的人！是的，那时候在我眼里，能够读书的人是人间第一有福气的人。政策越是宣传“读书无用论”，我这个犟脾气，越是不认那个理！我的思绪开始飘浮，甚至梦想有一天能够回城，会在医院工作，穿上白大褂，做一辈子也做不完的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善事……
没两天，崔医生的徒弟找我要回手抄本，说是他要读，无奈之余，我只好还给他。不久我又找到崔医生，表示要学中医。他笑嘻嘻地、和善地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想学中医的话，就给我写个投师字……”我思忖片刻，说：“你再把书借我看一看，如果我真的决定了要学的话，再给你写投师字……”就这样，我又重新把书借了回来。这一次，我加快了抄写的进度，连捏笔的中手指也磨起了厚厚的老茧。如豆的灯光下，我熬红了双眼，洗脸时，用毛巾往鼻孔里一转，白毛巾上立刻就留下了两个黑黑的印迹——那是被煤油烟子熏的。一个星期以后，我主动上门，把崔医生的那本书还给他，但再没有提起要学中医的事。
那个时代的农村，一般人是学不起中医的，因为那个“投师字”不好写。它的内容包括学成谢师时，要给师傅、师娘各送一份大礼：从头上的帽子往下数，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裤子、鞋子、袜子各两套；雨伞、猪肘子、面、糖……若干。我曾粗略地算了一个账，当时大概是四百元左右，折合现价应该是八千元左右吧。我，一个连雇农都不如的穷知青，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哪有那么多钱？因而也就不可能给他写字据。
那以后，我每天除了背书以外，又从邻县的一个卫生院的中医那里，借回一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中医内科学》。我贪婪地读着，凭着自己的理解，去记忆，去联系实际。那时候，我没有见过《中医学基础》《内经》《伤寒》《金匮要略》，没有老师指导、没有同学讨论、没有朋友帮助，独自一人，犹如在漆黑的山洞里摸索着前进。我深信：有一分耕耘，便会有一分收获。只要有恒心，铁杵真的可以磨成绣花针。
为了迫赶时间，加快进度，挽回青春，我夜以继日地背诵着药性、汤头、脉诀等自己当时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那时，自己的记忆力特好，四百味药性，只花半个月时间就全记住了。为了节约时间来学习，我在生活上力求从简。例如，深秋初冬，大量挖红苕时，为了不淘米、不种菜，节省时间，我干脆就把谷子锁在仓内，只把红苕洗净，满满地煮上一罐，加上一点泡菜，足够吃上一天。连路过我家门口的农民也嘲笑我：“你个人懒得烧虱子吃……”然而，他们永远也不知道，久旱逢甘露的我，虽然过着“苦行僧”的生活，可心里比蜜还甘甜十倍。读书之乐，只有读书人才能体会，外人无从知晓。
几个月后的一天，我对面的山上，有人大声呼喊崔先生，请他过去看病。我听久久没人答应，于是就回喊：崔先生不在家，李先生可不可以？听对方说可以，我兴奋得手舞足蹈，连蹦带跳地奔了过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去给人诊病，其实我早就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了。病人是个婆婆，六十几岁，周身疼痛，躺在**不停地呻吟。我获取了诊断资料以后，开始处方，这是我生平第一方。方名是“参苏饮”，作用是补虚解表。药虽然开出来了，但剂量是多少呢？怎么下？我根本就没注意过这方面的知识。然而，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当着病人家属的面丢丑。于是，我根据每味中药的性能，选择了最轻最轻的剂量。我想，病治不好没关系，但却不能稍有偏差弄出医疗事故来。回家后，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核对剂量，直到深信没问题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七上八下的心才算落了地。此刻，一种幸福的感觉在我的胸腔里激**……
冷静下来，我扪心自问：不就是看了一个重感冒吗？有什么了不起呢？同时再次告诫自己：只能往前走，不许往后看。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一天，我和崔医生并排在地里挖红苕时，将锄头撑在胸前，谈起了医道。当内容谈到稍有深度的地方，崔医生用惊愕的目光怀疑地、甚至可以说是不解地盯着我：“你好久（什么时间）学的医？”我大咧咧的、并带有一点骄傲的口吻说：“我是‘幼儿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现在长大了，但小时学的东西，啷个都记得牢。但你要具体地问我读过哪些书，一本书的名字我也说不出来。”我装模作样地“冒酸”，是为了掩盖偷着抄书的事实。
我和崔医生说的行话，引起了周围社员的兴趣，更有人凑热闹把手伸过来，让我给他把脉测症。我原本的意图是挨着崔医生做活路，好从他口中“挖油”，偷师学艺，没想到人们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崔医生更是接二连三地单刀直入向我提问，连口气也变得咄咄逼人。突然，他用手指捏着一根树丫在地上画了一个圈说：“肠子从这肛门掉出来，该用什么方剂？”我一时回答不出来，脸发热发胀，一直红到耳根，末了只好低着头悻悻地走了，身后传来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
这件事的刺激，促使我用加倍的时间、加倍的精力、加倍的付出，向自己的目标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我们那个地方是每逢三、六、九号赶场。每逢赶场，我便直奔公社卫生院。先是给坐堂的老中医一个笑，然后递上一支刚买的红岭牌香烟，并点上火，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己动手拉根凳子，默默地坐在他的身边。老中医望到的，我也望到了；他的问诊，代替了我的问诊；他切脉之后，我认真地把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并在一起，准确地切在患者的寸口脉上。如此一来，我和老中医所获取的资料是相同的。我对这样的学习方法最最满意，应该说最后定什么症、选什么方、用什么药也应该大致相同。我一边思索，一边用目光注视着老中医处方，如果大的方面一样，我就放过，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倘若我的思路与他的思路南辕北辙，往往在病人离开之后，我必问个清楚明白，方才罢休。
一年下来，我的长进不小。现在回想起来，它类似于中医学校毕业生的见习。老中医见我好学，有时遇到疑难重症就让我独立操作，然后向我提问题，一个接一个地问“为什么”，直到答不上来时，他才端出答案来，并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把该病的生理、病理讲个明白透彻。
接下来，我也开始外出巡诊了。有时和崔医生一起，走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歇脚，十天半月回一次生产队。我每次回来，都把患者家属送我的叶子烟捆成一大捆，等天黑时，送给生产队长。这些小动作，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行贿，或曰“花钱买自由”。就是用这些小恩小惠封住了他的嘴，使他睁只眼、闭只眼，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
一九七一年的隆冬腊月，天气特冷，尤其是我们“大田边”那深山老林，寒风吹得呼呼叫，满山皓皑白雪，树枝及屋檐的冰柱晶莹剔透，水晶一般。然而在这冰雪的世界里，我心里却热烘烘暖洋洋，犹如春天一般——因为我们六大队的最高领导袁书记找我谈了话。他对我说：“老李啊，大队研究过了，等开了年，我们就请你进大队合作医疗站，你就是我们的赤脚医生……”
好事成双。没多久，从家里传来一个无与伦比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马上就要被调回重庆了！好比一个囚犯，突然遇到大赦，并将他送入天堂，其惊喜之状不言而喻。听说来招工的是个中型国营企业，而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好，在赫赫有名的朝天门的对面，中间仅隔一条碧水悠悠的嘉陵江，是重庆市江北城最大的纺织厂。那天晚上，我想象着如诗如画的生活：如果进厂第一天填写履历表的时候，个人专长一栏我该怎么填写？是填中医，还是填其他？
当兴奋达到极点时，我一骨碌爬起来，拿起笔一气呵成两首诗，方才入睡。这也叫不吐不快吧？进厂两年后，经过修改，我把它寄给《重庆日报》社，发表在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的副刊上。一首名叫《赞赤脚医生》，另外一首叫《采药人》。事隔三十年了，我依然感谢大巴山赐予我的精神财富和灵感。
转眼间已到了夏季。当时我在车间里当清花工。一天，突然听见有人在喊，一个巡回女工昏倒在地，人事不知，脸色煞白。人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较为统一的意见是尽快地送到厂职工医院，唯独我持反对意见。理由是，这女工身体十分虚弱，且又昏迷不醒，不能接受路上烈日的暴晒，应当就地治疗。在众人狐疑的眼光中，我用严肃的声音命人将她抬到阴凉通风处，以手指代替银针，用力地按压住一些急救要穴。不大会儿，她苏醒了，我又给他一杯温开水，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她竟完全恢复了，并坚持去走巡回。这一下车间里炸开了，我曾当赤脚医生的消息也因此不胫而走。几天之后，车间里的师傅开始请我看病了。第一个主动来找我的是汤建华，她周身大片大片的红斑，奇痒无比。我给她把了脉，处了方，才服了一天的药，病就全然而退。几个星期以后，其他车间的师傅也三三两两地来找我。我公开地把工作放下来，真心实意地免费为他们服务……
一九七二年十月，车间党支部的张书记找我谈话，她开门见山、语气十分温和地说：“你到底是想当一名好工人，还是想当一名中医？不妨向你交底吧，车间想培养你……”我默不作声。我知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最后，她告诉我说：“为了你的问题，今天召开了一个党委扩大会，并且全体党委委员一致通过，调你到厂职工医院。”
皇天不负有心人，从逆境中奋起的我，终于穿上了白大褂，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