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夏，初中升学考试结束的铃声拉响了，我轻松地走出考场，和几个拔尖同学一对答案：我最感困难的数学题也全都做对了！突然，我看见妈妈来了，我兴高采烈地奔向妈妈报喜，却有人抢先向妈妈报了忧：“糟糕，苏谦的数学今天没考好！”发话人是我的班主任徐世清老师。我真纳闷：老师怎么了，他凭什么说我考糟了？！没一会儿，我就把此事扔脑后了。
直到多少年以后，脑子里才幡然醒悟：那不就是对我不能继续升学打的一个招呼吗？是的，尽管我品学兼优，当年我还是中考落榜了。
我对当时搞得天翻地覆的“阶级路线”糊里糊涂。当班里出身工农家庭的同学痛诉苦难家史时，我心里也生生地痛，心想，应好好待他们。当我的文娱委员职务被无端撤销时，我毫无怨言地认同：是的，应该让工农子女当干部。我还背着大家（至今无人知晓），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时间，悄悄到教室去修理破烂桌椅、去班上的种植园地里捉土蚕。我决心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接班人。
最糊涂的是，我不了解“自来红”“家庭包袱”之类已经家喻户晓的政治术语究竟是什么意思。老师出了这两个题目，让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任选一个写作文，我居然挑选了批判自己的“自来红”思想，因为我那时还不懂“背家庭包袱”。我认为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人，当然应该批判“自来红”。特别是不久前才从我那“辉煌”的小学时代走来，仍沉浸在被学校当作宝贝、受到特别关怀与重视、似被镪褓包裹着那样的温暖与幸福中，我也一直为此自豪着。
小学四年级，全区统考，我的语文、算术都得了一百分。我有一篇作文叫《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写的是我用毛主席的话鼓励自己怎样去克服算术学习中的困难，使考试取得了好的成绩。于是，我的作文被刊登在全国发行的《红领巾》杂志上。那时，重庆市团委正在我校抓典型，开展“毛主席万万岁”的活动，组织了八人演讲团，到重庆七区三县演讲。我是团内最小的演讲人。我们不知面对了多少个上千人的大会场，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重庆电台播放了我的录音，北碚一个“少年之家”专为我举办了联欢会，甚至还有来自北京的记者阿姨到家里采访我。
小学毕业时，我是全校考上重点中学一重庆一中的三名学生之一。在小学时，也曾有同学叫我“苏右派”，但很快被老师制止了，而且五年级时，当上了中队文娱委员。据说，当时有市团委领导说：“这么好的少先队员，为什么不能当干部？”
然而，“黑五类”家庭出身还是成为阻挡我跨进高中门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在阶级路线斗争中，我们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天主教认为犯有一定罪过，但死后并非应该下地狱的人，灵魂须在炼狱中炼净罪过，才能进入天国。朦胧中，我似乎感到，因父亲是“右派”，我也有一颗需要洗涤、改造的灵魂。目的不是想进入天国，只是想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中考落榜后，我欣然接受了“到三大革命的熔炉中去洗涤自己的灵魂”的安排。
那时，我订阅的《中国青年》杂志上，大量篇幅介绍北大荒人艰苦创业的事迹，一本叫《军队的女儿》的书上，还描绘了军垦战士刘海英向天地宣战的感人故事。我深深地被他们那不畏艰险，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感动，他们唤起了我这热血女儿的无限敬意，他们无疑地成为我坚定不移学习的楷模。早已做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我，面对升学落榜，没有半点的犹豫，立即选择了下乡。
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我们一卡车重庆一中和十五中的初中毕业生，怀着“十六岁就参加革命”的自豪心情，与其他不知有多少卡车的青少年同学一起，踏上了奔赴大巴山的旅程。一路上，我们不停地数着我们越过的每一座桥，不停地唱着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祖国啊祖国，养育了我们的祖国，要用我们的双手，把您建设得更富强。革命的青年，有远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歌声激越而嘹亮，**漾在卡车行进的每一个山谷中。当我们的卡车进入路途中第一个知青林场区时，在路边劳动的知青，抱了一大把刚采下的野花送到我们车头。我高兴地接过那把美丽的鲜花，似乎体会到了一种革命的情谊。
到达通江县城后，队伍分赴各林场。卡车送我们到一条清清的河水边，我们坐船过了一段水路，然后开始步行走过崎岖的山路。从没走过那么多路的我，好像一点也不累。那清澈见底的碧溪河，那山崖上，遮掩小路飞降而下的山瀑，还有那些紫色的、鲜红的野花，都让我们这群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兴奋得不断发出惊喜的欢笑声。
一排有五六间寝室和一间厨房的平房、一块土坝、坝前一棵大柿子树左边一座“楼”，楼上是猪圈、厕所，楼下是敞开的粪池；前面一片田土、后山一坡松林，这就是我们的通江县板凳公社陈鼓嵌林场。全场共四十九人，其中，当地人，包括指导员和场长，共十二人，其余三十七人都是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下乡的重庆一中的高、初中毕业生。其中男知青只有一个。
到达林场当晚的欢迎会上，一九六四年来场的全体女知青献上了自编的舞蹈欢迎我们。我很吃惊，她们每一个人都会跳舞，月光下，每一个人的舞姿都是那么优美动人：“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同志们，我们热情地欢迎您，送给你一束映山红……”
通过上山下乡洗涤灵魂、脱胎换骨，从而改造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便成为我们这批“文革”前下乡的老知青的共同理想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