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年夏，初中升學考試結束的鈴聲拉響了，我輕鬆地走出考場，和幾個拔尖同學一對答案：我最感困難的數學題也全都做對了！突然，我看見媽媽來了，我興高采烈地奔向媽媽報喜，卻有人搶先向媽媽報了憂：“糟糕，蘇謙的數學今天沒考好！”發話人是我的班主任徐世清老師。我真納悶：老師怎麽了，他憑什麽說我考糟了？！沒一會兒，我就把此事扔腦後了。
直到多少年以後，腦子裏才幡然醒悟：那不就是對我不能繼續升學打的一個招呼嗎？是的，盡管我品學兼優，當年我還是中考落榜了。
我對當時搞得天翻地覆的“階級路線”糊裏糊塗。當班裏出身工農家庭的同學痛訴苦難家史時，我心裏也生生地痛，心想，應好好待他們。當我的文娛委員職務被無端撤銷時，我毫無怨言地認同：是的，應該讓工農子女當幹部。我還背著大家（至今無人知曉），利用星期天的休息時間，悄悄到教室去修理破爛桌椅、去班上的種植園地裏捉土蠶。我決心要做一個名副其實的革命接班人。
最糊塗的是，我不了解“自來紅”“家庭包袱”之類已經家喻戶曉的政治術語究竟是什麽意思。老師出了這兩個題目，讓我們根據自己的情況，任選一個寫作文，我居然挑選了批判自己的“自來紅”思想，因為我那時還不懂“背家庭包袱”。我認為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人，當然應該批判“自來紅”。特別是不久前才從我那“輝煌”的小學時代走來，仍沉浸在被學校當作寶貝、受到特別關懷與重視、似被鏹褓包裹著那樣的溫暖與幸福中，我也一直為此自豪著。
小學四年級，全區統考，我的語文、算術都得了一百分。我有一篇作文叫《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寫的是我用毛主席的話鼓勵自己怎樣去克服算術學習中的困難，使考試取得了好的成績。於是，我的作文被刊登在全國發行的《紅領巾》雜誌上。那時，重慶市團委正在我校抓典型，開展“毛主席萬萬歲”的活動，組織了八人演講團，到重慶七區三縣演講。我是團內最小的演講人。我們不知麵對了多少個上千人的大會場，每到一處，都受到熱烈的歡迎。重慶電台播放了我的錄音，北碚一個“少年之家”專為我舉辦了聯歡會，甚至還有來自北京的記者阿姨到家裏采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