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就积极地参加劳动了。其后那一幕幕情景，现在想起来都觉后怕，但那时，面对任何困难，我从没想过退缩，以一种不知哪来的力量，一一地闯过去了。
我们去了没几天，就要把谷子从山上秦家坡生产队背到山下一个院子里。我拿了一个小喇叭背篼，跟着场里一个小名叫花狗子的本地小伙子走到秦家坡。有人给我装满一背篼谷子，刚背起来，觉得还行，然而一上路，问题就出来了。当背不动想歇气时，居然无法停下来，因那背篼上大下小，一停就会倒下去。也没看见其他知青在哪里（走的另一条路），只有拼命喊花狗子等我。他帮我撑着背篼，我才歇了一口气。走到“手爬崖”真把我惊呆了，那是个断哨的悬崖！仔细看，才见旁边有个很狭窄的、坡度几乎是九十度、顺悬崖而下的石缝。那就是“路”？还要背着这不能歇一歇、甚至不能晃一晃的粮食从这里走下去？我简直不敢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但，这不是天方夜谭，是现实！我必须背着谷子走下去，接受这“脱胎换骨”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我虽胆战心惊，却没考虑过放弃。我背着谷子，一只手让花狗子拉着，另一只手抓住崖壁，紧张得心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上。我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顺着悬崖往下挪，居然走下去了！我长舒一口气，回头仰望着“手爬崖”，心里充满征服者的自豪。
在农场劳动中，一不小心把什么地方划伤了，就会化脓或经久不愈。一次砍地时，划伤了右手无名指，就“灌指边”（甲沟炎），十指连心，真是钻心的痛，晚上疼痛得翻来覆去不能入睡。我不但没因此休过工，晚上还照常跟着杜培吾她们一道去生产队教夜校，教农村女孩儿们识字。痛得说不出话来时，停一停又开始教。女孩子们看着我那样子，很紧张，我就冲她们笑，她们也就笑了。
有一次，右脚掌内侧被地里砍过苞谷秆后留下的断桩划破，伤口化了脓，引致大腿淋巴结也发起炎来，每走一步都疼痛得受不了。杜培吾大姐坚决不让我出工了，我只得待在寝室里休息。突然，看见窗外天上落些亮晶晶的东西下来，听老农说，那是冰雹。又突然发现全场的人拼命往田里跑，去抢收那些晒在谷桩上的谷把子。说被冰雹打了，谷子就没有了。我发愁了，如带着化脓的脚下水田，感染加重得了败血症就太可怕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一个人怎能心安理得地待在家里呀！那时，我真的想到了雷锋他会怎么做。于是，我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跳进水田里，加入了抢收谷子的行列。事后，幸好没引发全身感染。
刚去林场没多久，我、胡先慰跟着早来一年的印才玉、尚显康等一道去后山坡打猪草。打满猪草以后，她们见我瘦弱不让我背，我执意要背。背上后，又怕她们抢我的背篼，便一个人拼命地往山上爬。我一口气爬到离山顶不远处，见她们赶不上了才歇下来。过后才发现，那是路程相当长的半匹山坡，每次到后山打完猪草余下的时间，都是用来对付那半匹山坡的。我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那股猛劲！我们常常是午饭、晚饭一起吃。从那以后，我的胸骨处常常发痛。
类似的行动太多了。现在想起来，十六岁纯粹是个孩子，按宪法规定，在民事事务中，还需要有监护人。可在当时，只有强烈的要做“革命人”的愿望，却没有自我保护、照顾自己的意识。实际上，这是对自己还未成年的生命的摧残，给自己后来的整个人生，留下了不可挽回的后患。
那时，我们爱唱歌，会把那些充满革命**的歌，唱到我们心里去。一次，我、胡先慰、张容等一道去后山打猪草，突然天上下起了暴雨。我们浑身淋得透湿，野地里，也没有能躲避风雨的地方，谁也没想到要逃跑回去。当我们继续冒着雨各自埋头打猪草转到一块儿时，才发现每个人在秋风秋雨中，嘴都冻得发紫、浑身冷得发抖、牙不停地咯咯地碰着响。于是，我们几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使劲跳动，唱起了歌：“我们是革命的后一代，懂得幸福从哪里来。没有先辈洒热血，哪有红花遍地开；没有先辈打天下，哪有今天的好时代。不忘先辈创业难，革命的传统我们接过来……”
在农村，我一共流过三次泪。第一次，是在刚去的第二天。安排我割田边，一个人割一块田，割完一块再割下一块。整整一天，没人说话，又因为太老实，腰都没多伸一下，后来，腰痛得不行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可能停下来不做了啊！终于，我哭了，好想家。我流着泪，仍一个人咬着牙，弯着腰割下去，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收工。
时间长了，有时候，也朦朦胧胧感到了渺茫。每到那个时候，自己就拼命用革命道理说服自己。有时，怀疑一刀一刀砍茅草，一锄一锄地翻地，能翻出共产主义来吗？就自己教育自己：社会主义大厦都是一砖一瓦盖起来的，我们这一刀一锄虽不起眼，也是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添瓦嘛。我和胡先慰、来飞等商量搞科研试验地，但我们什么都不懂，既无材料、又无知识，连书都没有一本，没能干起来。一次，无意中听说我们并不向国家交公粮，只是自己种来自己吃，我心里一下凉了半截：这叫什么干革命啊，连农民都不如，农民还向国家交公粮呢！又想，自己种来自己吃，也是为国家减轻负担嘛，以后种多了，就可以交公粮了。
其实，不知为什么，我们就是自己种来自己吃，也不够吃，生活相当艰苦。由于劳动繁重，我们那时的食量很大，就是“干瘦如柴”的我，每顿也能吃下大洋瓷碗满满一碗苞谷米饭，但常常没有菜吃。记忆中，常有的就是那飘浮着几片青菜叶的清水菜汤。有时，伙食团长能给一瓣生大蒜就高兴得不得了，因那可以帮助下完一碗饭了。有时，团长去地里摘几个青海椒，在案板上剁碎撒上盐，还未和匀，就被大家一抢而光。记不清是多久才吃一次肉。
我那时常常吃完饭不久就胃痛、肚子痛。一次在地头突然胃**，剧痛得我脸色发青，动弹不得。大家叫全政洋背我回去（地里只有他一人是男士），他拉我，我没让他背，我也直不起来。后来，他说我身上瘦得只有骨头。
一位女社员来林场打衣服。她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只有二指宽个脸，像根干柴棒一样，风都吹得倒你哟。”看她那小声轻调，睁大眼睛对我说话的样子，好像她看见了一个快要死的人一样，吓得我赶快跑回寝室找镜子看。到林场不久，我就几乎天天都端着一碗中药了。由于严重的贫血，经期长期紊乱，正常时间只有五六天，我不止一次地尝到了休克的滋味。
我很感谢杜培吾大姐，她是林场场管会委员，是我校高六四级毕业的，个儿高大，不爱照顾自己，却很注意关心别人。她是最注意我身体状况的人，常常制止我做一些过重的劳动。她利用到县上的机会，向县安置办反映我的病情，托印才玉带我到国营林场医院看病。在农村六年，我回过三次家，每次都是因为病得很严重，回重庆医治。
我从小学老师的教导中，就深深地记住了：入队、入团、入党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的三大政治生命。似乎没有三大政治生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在林场里，我写了“入团申请书”。我渴望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希望真正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开团员大会讨论我入团那天，我感到全林场的人都和我一样激动，气氛极为热烈。大家对我的评价也很高。会后，我感觉团员们都以对待内部人员的口气与我摆谈。没过多久，和我一起送公社团委审批的熊永玲的批准下来了，但没有我。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给我解释，不过我心里明白，还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罪过”。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山上打猪草，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是我的心激烈斗争的一天。一个迫切的愿望破灭了！我本想着，我可以自豪地告慰我的妈妈、我的姐妹、我的好朋友们：“我入团了！我已是真正的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了！”可是现在，一切都化为泡影！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自己：入团，只是一种追求革命的手段，那不是目的，我不是为了一种“名誉”而努力，我追求的是真正的革命人生，不是团员，我一样可以走革命的路。那天，打完猪草，往回走的路上，我的心情已非常轻松，应该说，林场里谁也没看见过我悲观失望、灰心消沉的样子。
我从中学到林场，按照介绍人的提示：要经常向组织汇报思想。我总共写过八九次入团申请书，可我一辈子也没能得到“三大政治生命”中的后两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