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后，我认识了不少知识青年中的精英。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有**且才华横溢，我很敬佩他们，其中也包括在知青中早已闻名的黄天华大姐。
在一次知青聚会上，一位知青姐见我没座位，便挪了挪，让我坐在她旁边。坐下来，我才知道她就是天华姐。我们愉快地交谈着，也记不清我们摆谈了些什么。后来，她对我说：“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永远都不会吵架，你相信吗？”我不知她怎么会这么快就可以作出断定。我说：“不知道。”她说：“会的。”后来的经历证明了天华姐那敏锐的观察力。
一九六八年秋，外面已停止串联，“战团”和“宣传队”决定解散，而此时林场已经瓦解，无法过日子。鉴于此，天华姐说：“回城是不可能的，一定还有更大批的知青会下来。与其等待安排，不如我们自己组合，先去找个好生产队插队。”我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回到林场，柳发炎场长好不容易找来一个大南瓜，熬了一锅南瓜汤，那便是我告别林场时的最后一顿晚餐。第二天，天华就托人把我接到新民公社去了。由于黄天华、杨玺屏在本公社印象很好，没费什么周折，就带着我、罗诗（罗诗萍）、二娃（洪宁）我们三个外公社的人，一起插队落户到新民公社海拔最高的迪坪山上的四大队五生产队。时间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那是个有一百二十多个劳动力的大生产队，年轻人多，思想比较活跃、开放。只有这个生产队才有胆量一下子接受五个女知青。他们说，他们了解天华、玺屏，知道这是一群好知青。我们的原则是，哪里能一齐收下我们五人，我们就去哪里插队。不久，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了。自此，掀起了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而这时，我们下乡当知青已经整整三年有余了。
我们和社员一道，上山砍地、种麦，下田插秧、种洋芋、抓牛粪（即用手把发酵过的牛粪一块一块地分开，铺在地里作肥料），什么活都干。我们又和队里的年轻人一起排节目、办墙报、练民兵。高兴时，我也乐意潇洒地在地头为大家跳上一个“北京的金山上”。我还在自己身上试针，然后给社员扎银针，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生活过得充实而愉快。每顿吃饭时，家里总是一片笑声，哪天没笑了，隔壁陈嫂就会过来问，今天怎么没笑声呢？生活、劳动再艰苦，和天华她们在一起，精神上也是很愉快的。大家志同道合，总是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并与全队社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天华和罗诗是我们家的外交官和政治家，玺萍和二娃是我们的好当家。我很喜欢听天华和罗诗谈论哲学、政治的有关话题。我不怎么会煮饭，每天收工后，或有客人来时，我能找到的最好位置，就是坐在灶角落传火或宰猪草。天华和罗诗家的经济条件好一些，她们家里寄来的钱，都统一用作“家庭”开支了。
二娃很会补衣服，补丁平整，针脚细，什么颜色都可以补到一块儿。我们笑她穿着她那有各种色彩补丁的棉袄，像“背着票证”，她满不在乎，仍潇洒地“背”着到处走。因那时要找块像样的布片都挺难的。天华不会补衣服，一天，见我们都在补衣服，她也把她所有的裤子都翻出来想学着补，结果，她缝在屁股上的补丁，由于两针之间相隔得太远，一蹲下去，布片就兜成一个个的小包，弄得我们又笑成一团。我和罗诗还自己裁剪缝制衣裤，总想既省钱，又能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儿。
我们的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们完全像社员那样，每天出工，工余还种自留地。我们自留地里的四季豆、洋芋收获丰盛，有时会装上一花篮（背篼），送给来家玩的知青背回去。我们也和社员一样，一半细粮掺和一半四季豆、洋芋，或掺和萝卜缨等做的酸菜一起当粮吃。菜油显得很宝贵，也很难得吃一回猪肉。没有肥皂，我们挖葛藤根回来，在洗衣板上搓出泡沫，当肥皂用。
最困难的是背柴。农闲时，要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再捆成许多一米多长的捆子，然后一趟一趟地背回家。冬季，满山遍野都是厚厚的积雪，我们就先把柴滑放下山，然后连人带雪滑下山坡，再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地把柴背回家。平时上后山劳动，返回时，长长的队伍，每人都背着一捆柴匆匆地往家赶。我每次不管比大家先走多久，仍然掉在最后，独自一人在那天已快黑，甚至已黑尽的大山里走着。家里的几位姐姐总是急急地赶回家放下柴后，再回来一个人接我。有一次，她们都不在，没想到队里的金兰子急匆匆笑着跑回来接我了。
金兰子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一位农村姑娘。她比我小，只有十五六岁，两个哥哥都分家独立。父母年老多病，她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却从不叫苦。她很爱笑，也不受农村封建清规约束，对敢于欺负或伤害她的任何人，她那张装满丰富语言的小嘴决不轻饶。她曾说，她出嫁前，要送我一双鞋，可还没等到，我就离开迪坪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