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常常浑身疼痛，出奇的软弱无力。记得挖洋芋时，一锄挖下去，要把洋芋捡起来抖掉泥这个动作，我要咬着牙，使尽全身的力才能完成，否则，弯下腰，就起不来了。最后，我实在无法出工，甚至连家务事也做不了。看着天华她们每天在外劳累到天黑才回来，还要忙着背水煮饭，种自留地等，我心里难受极了。
一次，趁她们还未收工回来，我赶快背着桶去背水。我把水舀满，将舀水的盆子放在背桶上方，以免水淌溢到脖子里，然后把水背到背上，咬着牙站了起来。可是，一步也迈不出，整个人被一桶水直直地压了下去，双膝一点反抗力都没有，垂直地跪在了地上，桶上的盆子乒乒乓乓地滚下了坎。我双手撑着地，水缓缓地顺着我弯下身子的头颈流了出去。水流得差不多了我才挣扎着站起来，看着双膝青、紫、白三色混合伤斑的可怕形象，我心里一阵惊骇。不一会儿，双膝高高地肿了起来。天华她们收工回来，看到我这残兵败将的可怜相，都非常难受，我自己心里也很难受，但没有流泪。
在那些无以言说的日子里，病痛的折磨，带给我无法抗拒的痛苦。但，美的东西，仍能唤起我心中的那份**。我至今还珍藏着一幅“画”：一弯巨大的彩虹，横跨于一座灿灿的金山与蓝蓝的青山之上。那是病中的涂抹，在金色的夕阳的呼唤下，病睡一天的我，慌乱中，抓起画笔留下的天地一瞬间的奇观。
对艺术的热爱，是我心中的一片绿地。但，我不知道那是多么宝贵的、应该让它辉煌的圣地。因为，那时它被囚禁在“封、资、修”的牢房里。
后来，玺屏、罗诗、天华都先后回了城。天华走那天，我送她到了县城里。回渝的客车启动了，我看见天华姐向我挥手，我也向她挥手。我没什么表情……，公路上，只剩下被卷起的尘土。我茫然地走着，不知该向何处，头脑里一片空白。突然，我感到自己剧烈地抽搐，眼泪如泉水般涌出，接着，竟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起来。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我无法控制自己。哭啊哭，我不知道哭了多久，也记不起自己是怎么回到生产队的。
以后，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发展到呼吸困难、晚上不能平卧。县医院几个医生多次检查，心跳都在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他们说我是心脏病，为我出具了病情诊断证明，建议我回重庆治疗。当时，很多健康人都找不到工作，莫说像我这样的病人，回到重庆也只有耍一辈子了。“心脏病”“耍一辈子”，就如劈头向我砸来的两根无情棒。我想了好多好多。我想，宁愿在农村和贫下中农一起做一点事，少活几年，也不愿回去耍一辈子。在县上碰到公社李明忠书记，我也没有把医生开的证明交给他。然而回到生产队，我马上意识到，我仍然什么事都不能做，而且，我成了二娃一个人的负担了。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我终于写了申请，要求回重庆治病。
离开生产队那天，队里安排二娃、金兰子送我。队里的姑娘们站在迪坪生产队那高高的山顶上，哭着呼唤着我的名字，不断地向走得很远的我们挥手。我也不断地转过身向她们挥手。再见了，姑娘们！
再见了，我曾在这里挥洒过热血和汗水、曾在这里尽情欢歌起舞过的大巴山！我永远怀念您！其时，我下乡整整六年。
我万万没有想到，离开大巴山，我那困苦而不知忧愁、艰难而不懂焦虑的青春时代，永远地留在了那里。我从那里带回了知青姐妹的友谊，带回了巴山父老的深情，带回了与艰难困苦拼死较量的经历，也从那里带回了一身疾病，走进了无尽的愁苦、无望的等待与寻求之中，开始了一个病残回城知青艰辛的谋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