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的清晨，大雾弥天，群山中的某一小屋油灯如豆。微弱的灯光下两位十六七岁的青年正朗声读外语，全然不顾周围的伙伴正鼾声如雷。这便是我和我的朋友王令福。他学的是俄语，也和我有同样的愿望，用原文读外国文学作品。
我们这批一九六四年从重庆下放到大巴山的知青与后来的知青有所不同，不是直接插到生产队，而是几十个知青聚在一起，在当地农民干部的领导下办林场。场长是某生产大队的一位干部，此外还有几位当地农民。
对于我俩的早读，人们的反应各异。
大部分的知识青年认为，我们到农村来除了建设新农村而外，也应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能够在劳动之余坚持学习是很不错的，有的甚至对我俩大为佩服。当地的场员则木然，他们清晨好梦正酣，根本不知道我俩在读外语。场长对此却持审慎态度，不说是，也不说不。从后来的情况推测，他当时肯定觉得此事味道不正，只是拿不准如何在政治上为此事定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