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山的清晨，大霧彌天，群山中的某一小屋油燈如豆。微弱的燈光下兩位十六七歲的青年正朗聲讀外語，全然不顧周圍的夥伴正鼾聲如雷。這便是我和我的朋友王令福。他學的是俄語，也和我有同樣的願望，用原文讀外國文學作品。
我們這批一九六四年從重慶下放到大巴山的知青與後來的知青有所不同，不是直接插到生產隊，而是幾十個知青聚在一起，在當地農民幹部的領導下辦林場。場長是某生產大隊的一位幹部，此外還有幾位當地農民。
對於我倆的早讀，人們的反應各異。
大部分的知識青年認為，我們到農村來除了建設新農村而外，也應學習文化科學知識，能夠在勞動之餘堅持學習是很不錯的，有的甚至對我倆大為佩服。當地的場員則木然，他們清晨好夢正酣，根本不知道我倆在讀外語。場長對此卻持審慎態度，不說是，也不說不。從後來的情況推測，他當時肯定覺得此事味道不正，隻是拿不準如何在政治上為此事定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