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汉 肖亨利
作者简介
肖亨利，男，汉族，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生，重庆育才中学高中毕业，一九六五年九月下乡，到宣汉县城守区西北公社林场，后插队落户。一九七五年毕业于宣汉县师范学校，在城守区东南完小任教。一九八五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授），现为重庆工业学校高级讲师。
一九六五年，我高中毕业，把“广阔天地炼红心”当作时尚，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率真与满身的傻气，与弟妹一道，自愿到宣汉西北公社社办林场建设山区。当时弟弟邦利初中毕业，小妹乐利在民中读初一。来到林场后，我们心定神安，准备和第二故乡同呼吸共命运。
不到一年，神州大地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它无情地嘲弄着人们信守的价值、道德法则，也打破了我们自己编织的对未来的梦。社办林场在，知青的呐喊声中被砸烂了。一九六九年我们三兄妹又落户到西北公社七大队七生产队，这里虽然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但贫困却也叫人心惊——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只值三角四分钱。
我们不甘于贫困，尝试过各种办法来与命运抗争。养鸡、养兔、喂猪、学裁缝都干过。养鸡下蛋具有显而易见的好处，举目四邻，哪户农家不喂上几只鸡？把小鸡喂成大鸡固然投资少，但要眼巴巴地等七八个月才能见效，这不符合知青的性格。还是买大母鸡下蛋来得痛快，能立竿见影。
依计划买回的八只大母鸡咯咯直叫，满院子撒欢，然而他们却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大欣喜，这些母鸡竟不爱下蛋，仿佛是内分泌失调而改变了性别一般。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我们舍不得多拿粮食喂给这些母鸡吃，它们就以牙还牙，联合起来用舍不得多下蛋来报复我们。我们来不及调整母鸡的食谱，一场鸡瘟就降临了。全村的鸡，不论大小，几乎死了个精光。大母鸡全军覆灭，而我们依靠鸡群脱贫的梦想也就像一个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养兔我们也试过。兔子繁殖快，不吃粮食只吃草。虽然我们生产队在当地算鱼米之乡，但按知青的标准看上去还是不够吃。兔子不吃粮食这一条就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但很快就发现它们也有叫人难以忍受的缺点：满屋子到处打洞，不讲卫生，随处大小便，那股难闻的气味实在叫人受不了，只得作罢。
喂猪吧。“秀才离不得书，农民离不得猪”。知青属于秀才与农民之间的一类人，比农民更需要书，比秀才更需要猪！
市场上的仔猪价格昂贵，当时大约要卖到二元八角钱一斤。喂上四五个月还捞不回买仔猪的本钱，这种亏本的生意是干不得的。
宣汉县国营农场与我们毗邻，那里的仔猪是良种，又以国家牌价出售，只要五角钱一斤。这个国营农场，就是现在闻名遐迩的电影明星刘晓庆锻炼过的农场。场长是个古道热肠的人，经历了死去活来的批斗之后，刚被“解放”出来，结合进入了领导班子。他与我们相熟，帮忙给我们买了一只小猪，有六斤半，只要三元二角五分钱。当小猪摇头晃脑、神气活现地站立在院坝中间时，着实令乡亲们羡慕了一番。
然而养猪则更不适合我们的性格。从总体上看，知青的物质生活一览无余，大同小异；精神生活则深不可测，气象万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学说不大适合知青的情况。他们自行其是，信奉的是跟着感觉走，物质与精神向两极发展，形成巨大反差。知青对精神的饥渴并不亚于对物质的饥渴。严峻的生活现实使他们把思考的触角伸向社会与人生的各个角落。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自不必说，精神上却偏偏自傲于还有资格去参悟人生的真谛，探求社会的至理，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迷惘、痛苦、沉沦、呐喊、觉醒、抗争，一切都带着令人心颤的强度和力量。在知青的世界里，恩怨分明，情重如山，常常不惜翻山越岭地走上近百里路，以求和知青相聚。朋友之间的彻夜不眠之谈更是知青的一大乐事：海阔天空，无所不包，推心置腹，纤毫毕显，使本来暗淡无光的生活变得多少有了几分生趣。而一旦养上了小猪，互相串门的自由度就要大打折扣了，因为它不便随身携带；再者，几乎所有的知青都对日图三餐、夜图一宿的劳作心存反感，生活上自由散漫，节奏上混乱不堪。让他们侍候自己尚且不易，哪有可能把小猪侍候得膘肥体壮？
小猪既已牵回家，总不能让它饿死吧？懒人也有懒办法：我们先是用生猪草喂猪，不煮猪食，自然省事不少，得过且过地与小猪耍赖。捱到红苕藤喂光时，小猪才长到五十余斤，离长成肥猪似乎还有十万八千里，而我们则早已是忍无可忍！总算强压住心中的万丈怒火，没有把小猪就地正法，而是好来好去，卖与他人，让它能享尽天年，使我们也重获自由。这个给出路的政策还可以算是两全其美地照顾到了双方的情面。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喂猪的事。
农村有句俗话：“养儿不学艺，挑断箩筐系。”养猪之路走不通，我们就改学裁缝。一边跟着老裁缝走村串户，一边看书钻研，竟然没有出过废品。半个月不到，队上的乡亲就把我们也看作是裁缝师傅了。我们的服务项目很多，既打中山服、西式裤，也做衬衣，还出产过“小裤管”——这种样式的裤子当时在知青中颇为流行，差不多要算是领导时装潮流的角色了。但是对我们来说，向这些穷乡亲要钱，是不容易硬起心肠的。半价优惠也可以，不收费白帮忙也行，全凭我们的情绪高低办事，没有定准。乡亲们投桃报李，逢年过节总有人请我们去吃饭。脱贫没有办到，脱馋却有那么几天。
大约是一九七〇年年底吧，偶然发现的一本养蜂小册子启迪了我们的思路。书上明白无误地写道：对于随处可见的中国蜜蜂，把旧法饲养改为新法饲养后，每群蜂的年产量可以从十余斤提高到五十余斤。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如果喂上二十群蜜蜂，每年不就可以产出千余斤蜂蜜么？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呵！一年若有上千元收入的话，过日子的风光程度恐怕要胜过现在的万元户哩！
受到养蜂效益的强烈吸引，不出三分钟，我们就在心里完成了对养蜂的可行性论证。
在我们三兄妹中，我只算是个纸上谈兵的角色，但还是有能力指出养蜂的一切优点；我的弟弟则是一位实干家，不仅有不逊于我的分析能力，而且有把计划付诸实行的全部才干，可谓文武兼备；小妹手脚利索，当帮手是绰绰有余。以我们的文化根底把这本养蜂小册子读懂还有剩余，立即说干就干地动起手来。我的弟弟很快就制出了全套蜂具，包括巢框、蜂箱、割蜜刀、摇蜜机、面罩等，尺寸合格，简朴适用。对于蜂具制作，他有许多革新发明，令人叹为观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村上一位农民慷慨地“雪中送炭”，送了我们一群蜂。国营农场的养蜂员也热心相助，亲临指导，把这群蜜蜂由旧式饲养改为新式饲养。我们暗暗地记着他们的好处，决心将来加倍酬报。
时值菜花飘香的时节，过箱之后的蜜蜂已经易主于我们。一切顺利，七天之后，勤劳的蜜蜂早就把巢脾填满了蜂蜜。我们在农场那位养蜂员的指导下，取了第一次蜜，是完全按照新法饲养的要求，用摇蜜机取出来的。这和现代家庭使用的甩干机一样，利用了离心力的作用原理，正是这种技术应用之后，取蜜就可以不损毁蜂脾，从而使产量剧增。再看脸盆中的蜂蜜：质量上乘，洁白如玉，足有六斤之多。
这一下可大大刺激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据此断定养蜂小册子上的产量计算法犯有右倾保守性质的错误，一厢情愿地得出了一套新的产量计算法。瑰丽诱人的养蜂前景一下子变得近在咫尺。一连有好几个夜晚，我们都在画饼充饥地描绘着这灿烂的前景。未来属于我们，这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们嫌书上介绍的繁殖法速度太慢，令人心焦，干脆不辞辛劳地从数十里以外的农民手里购买下土法养的蜂群，再过箱，改成新法。这是一项有风险的工作，一不小心失手，就会鸡飞蛋打。我的弟弟精细周到，很快就成了过箱的专家。经他之手，没有失败过一次。
二三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是五群峰的主人了。这个发展速度令人吃惊，而我们的养蜂经验之贫乏却更叫人吃惊。这种养蜂规模与技术的匹配方式真是命悬一线，岌岌可危，而我们对此却全无察觉，乐悠悠沉浸在对未来的憧憬之中，心醉神迷，自我感觉良好！
惩罚来得很快。我们翘首以盼的南瓜花期终于来临，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取蜜极少，入不敷出，且蜂群群势弱小，有工无兵。为越冬计，我们不得不把五群蜂合并为两群。这个决定叫人肝肠寸断，但又只此一路，别无选择。
痛定思痛之后，我们省悟到发展养蜂的关键在于技术好坏而不是群数的多少。有了技术就会拥有一切，没有技术就会丧失一切。当时有一条“最高指示”已家喻户晓，大意是说：思想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路线错了，已有的人和枪也会丢掉。我们面对的情景和领袖所作的英明论断，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一下子从九天之上跌落下来，回到人间之后，我们开始静下心来埋头钻研养蜂技术。
当年年底，邻队的知青好友杀了一头肥猪慷慨地招待我们，我们两手空空，无以相报，但仍然认定自己不能走养猪脱贫之路。
别人是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则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但展望前景，总觉得朦胧模糊，如雾里看花一般，并不十分踏实。
当年春节，我灰溜溜地回渝探亲。面对两鬂飞雪的老母，百感交集，心中有愧。当初是自己执拗地与母亲作对，坚持要“上山下乡闹革命”，才落得现在这样与贫困命运作背水之争呵！然而柳暗花明，二十天后，留守宣汉的邦利弟却来信报告了我们蜂群在菜花中期就夺得高产的喜讯。蜜蜂一点也没有辜负自己的主人。它们勤劳忠实，以恩报恩，两群蜂在菜花期就产下了百余斤的蜂蜜。
成功就这样叩响了我们的大门，真是喜从天降啊！
当年下半年，为了追花夺蜜，我们曾把蜂群转到天生公社一位知青那里去放荞花。两地相距有六七十里，且山路崎岖，全凭我和邦利弟轮换着挑。清晨四点钟就起身，到宣汉县城南门河边去赶乘第一班过河木船。（当时还没有修江口大桥。）全仗着年轻有力和穷则思变的精神，而我们也有说服自己的理由：身为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是家常便饭，为养蜂辛苦一下算什么？权当一口气送了五趟公粮吧！
当时的人们动不动就爱用“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样的空洞口号来鼓舞斗志与干劲，相比之下，我们这种自我思想教育工作虽不豪壮，但却实际，贯彻了以理服人的精神。
说明精神变物质的道理，哲学家用的是纸笔墨砚，而我们则只能用行动和汗水。
取蜜的时节大多数在春秋两季，温暖宜人，容易拨动人的艺术神经。在我们看来，蜂蜜从摇蜜机滴到脸盆的声音就是一首美妙无比的乐曲：有徐有急，节奏分明，旋律迷人，意蕴悠远，容易使人遐想冥思，产生灵感。聆听这种音乐对我们来说是休息，也是享受，更有丸散膏丹之妙，可以消炎止痛，明目舒肝。
取下的蜂蜜随我们返渝售出，货真价实，信誉至上，买卖公平，童叟无欺。经营作风可以叫顾客十二分地满意：秤称得十足，还随时高兴给买主加添，并不十分计较。
从此以后，老母亲身边装蜂蜜的罐子就再也没有空过。而我们托蜜蜂的福，生活也大为改观，就连对付不好吃的红苕粑，也要让蜂蜜出面鼎力相助。
尽管曙光在前，胜券在握，养蜂最终还是没有把我们送上致富之路。
一九七二年以后，大招工开始了，知青如潮似浪纷纷招调回城。招工是那样的有冲击力，没有哪位知青面对它的**能泰然处之，坐怀不乱。参加到工人阶级的行列中，重返家乡，再见爹娘，立即成了全体知青的最大心愿，同时也可以说是踏上了最为坚实可靠的脱贫之路。
我们一方面为招工奔忙，而使蜂群的管理变得粗疏；一方面却还要借助蜂群去应付许多新冒出来的计划外开支。
一九七三年邦利弟被录取到重庆电技校，我到了宣汉县师范学校，时隔不久，小妹也调回重庆建筑机具厂。而曾和我们患难与共的峰群却遭到了灭顶之灾，中蜂裹状幼虫病的袭击使它们毁于一旦。这种病席卷全国，中蜂几乎全都在劫难逃。
与一九六五年上山下乡时，不问青红皂白地奔赴农村，自蹈苦海相比，我们最终选择走招工之路显然是明智的，蜜蜂用自己的生命给予了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