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 丁玉敏
作者简介
丁玉敏，女，一九六五年于重庆市第一中学高中毕业，当年十月下乡到通江县沙溪区文胜林场，曾在通江县杨柏中学、通江中学任教。一九八九年任通江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九〇年三月任通江县副县长。一九九四年一月调回重庆，任江北区教委副主任，二〇〇一年十月退休
原本不想对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再去回忆。夜深人静的时候，几十年前的事情竟然一幕幕地出现在眼前，那段失落、苦闷让人无助无奈的日子，令人夜不能寐。我家姐弟三人，弟弟一九六五年在重庆十中初中毕业后下乡去了达县地区平昌县西兴公社，当了十年农民。同年我从市中高中毕业后下乡去了通江县文胜公社。我在通江从知青(农民)到教师，再到机关干部，竟干了二十九个年头，二十八年整！
我是怎么到的通江？别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没办法了才下的乡。事实是，大学考了，分数上了，人没上。这个当年众所周知的沉重话题，不说也罢。急于从高考的失落中解脱出来，从别人漠视的目光中逃逸而去，农村成了最理想的去处。其实，我们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中学毕业去农村完全是自己的选择，它是否是高考、中考落榜者的一条出路，当时我是连想也没有想过。
在林场的日子虽苦但不闷。有近五十名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的知青，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在一起，每天都有让人搞笑的事情。有领导、有组织、有同学，有饭吃、有房住，一切不用个人操心。没有梦想，但有追求；没有激励，但有交流。林场解散后，知青下乡到各个生产队。吃饭，自己去碾米；吃面，自己去推磨；吃菜，自己种；吃肉，自己养猪；吃油，就要用地里收下的干油菜籽去油坊换……什么都靠自己，没人帮忙。可算是真正和贫下中农相结合了，这一段日子，我记忆犹新。
在文胜乡一大队党支部书记何清远的关照下，我、张光亲等五人被安置到一大队五生产队。地形成长条状，从山顶到山下长达五里的半匹山就是五队的土地。为了打柴方便，我们选择了五队的制高点——井垭子。井垭子共住了三户人家，上院是队长的儿子何贻学及何贻强两家，下院住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吴显清及其儿、媳、孙子。我们五人被安排在她们家旁边的堂屋及另一间四壁皆空的屋子里。我们学着当地人把年长男者称为表叔，年长女者称为表婶。名副其实当农民的日子开始了。
砍来刺竹，将住房四周的空洞补上。又挖来泥巴，铡些谷草，加水调和。开始是穿着胶统靴踩泥，但踩不匀，干脆光脚跳进泥里用脚踩。然后把踩匀的泥糊在用刺竹编好的墙上，乘泥未干，贴上报纸，房子就收拾出来了。顺墙一溜放上五张木床，靠窗处放上缝纫机(林场解体时，分给我们五个女生的，也是林场唯一一件值钱的东西)，堂屋用来煮饭，这就是我们的家。晚上用热水洗脚后，火辣辣的疼，才发现两脚背、小腿全是小血口子，是被泥中的小石子和谷草头扎的。管它的，因为太累，也呼呼入睡了。
表婶吴显清告诉我们，队里分自留地时，你们就要长着两棵柿子树的大田和另一块沙田。柿子熟了好卖钱，沙田好种洋芋。没肥料，何清远书记叫我们去他家挑回了两挑粪，栽上了洋芋，大田里栽菜和其他东西。
我和光亲去沙溪买了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咸菜缸，分两次才背回来。我们想方设法把各种可以“进口”的东西做成咸菜，放在没菜时尤其是冬季大雪天时吃。我记得把红苕藤用开水烫一下，晾干切成小节，然后放上盐、花椒、海椒装在倒扑坛里，两个月后拿出来吃，又麻又辣，味还可以。另一种菜是吃得最多的，叫“稀辣子”。栽的海椒收头了，拔下来，将所有的红、绿、老、嫩海椒全摘下来洗净晾干。抓点油菜籽、南瓜子用微火炒一下，再切点姜和海椒一起在小磨上推，推出红红的辣椒酱，放上盐，搅匀，装进缸子里，用勺子在酱上慢拍一会，辣椒酱面上会浸出来薄薄一层油，这就是油菜籽和南瓜子的油。有油封住才不会坏。表婶教我们用的这个办法，放上一个星期酱就可以吃了。
我们一年中的主食大都是苞谷、洋芋、红苕、南瓜，大米很少，这是因为地多田少。我们常吃的一种饭：烧一大锅开水，把南瓜砍成大砣先煮熟，再把苞谷面洒在锅里，基本动作是左手洒苞谷面，右手拿两根长长的刺竹在锅里搅，不断洒、不断搅，一锅黄酱子就煮好了，我们称之为苞谷糊糊。上一小碗稀辣子，一人添一碗糊糊就吃饭，每人都吃得下两大碗，苞谷糊糊把我们养得好胖！后来才知道是虚胖，我们几人一度连“例假”也不来了。一直到过年回重庆，大家又见面，都说回家一周后“例假”恢复了。光亲的妈妈炖了一只鸡，四妹告诉我，外婆说要等你去时才让吃。老人说这些孩子太苦了。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冷饭，吃得胃疼。每天要出早工，留一人在家煮饭。煮好后，先舀上五盅盅留作中饭，其余散饭添在小盆里早晨吃。天热倒没什么，天冷就惨了，中饭就像吃冰坨，我们还是狼吞虎咽地消灭掉，晚饭回家吃糊糊。大米和小麦磨的面粉一般是有外人来，我们才动一点，并且饭中还要掺红苕什么的，光米饭是吃不起的。
累，每天劳动完回到家，我们都感到累。记得秋天打谷子时，男劳力在后面拌桶里打，我们在前面割谷子，后面催，我们拼命割，一天下来，骨头像散了架。分谷子(或红苕、苞谷、洋芋)时，要背回井垭子，脚杆软惨了。刚背上就在心里想：走五百步就歇。结果不行。走三百步，还是不行。一百步、五十步……慢慢拖到家后，腰和腿都不像是自己的了。现在真是难以想象，当时是怎么挨过去的。
砍柴是件极辛苦又危险的事情。自留山上有一些松树，可以剔些松桠当柴烧。我们不会爬树，就搬一个楼梯去，靠在树上，一人在树下护住梯子，一人上树砍松桠。经常砍，松树的枝丫越来越少，大多松树都只剩树顶还可以砍了。树越高越细，再加上楼梯和人的重力，松树东摇西摆，一旦树断了人掉地上就完了。一天我正在树上砍松桠，光亲去另一棵树下抱砍下的松桠打捆，忽然梯子一滑，我连忙双手抱住树子，大叫：“光亲，快点，梯子……”砍几天松桠，手膀子痛得穿衣服都举不起来。我记得出工点苞谷，我连锄头都拿不起，大家都照顾我丢苞谷种子。
两棵柿子树终于挂果成熟了。有的红了，那叫天黄柿，摘下就可吃。青柿子大多要制作成干柿饼拿去卖。把柿子从树上摘下来，这叫“下柿子”。我们请生产队的小伙子帮我们的忙。告诉二人，每人带一个大背篼，一根长绳，柿子下完后，背一篼各自回家，算是我们付的工钱。表婶教我们刮柿皮，搓草绳，然后把刮好的柿子一个个挂在草绳上，再一串串吊在屋檐下。经过雪风吹，柿子慢慢吊干了，上面一层白霜。表婶说可以卖了，卖给供销社太便宜，而在乡场上零卖要划算得多。
背到沙溪街上，我们都不好意思卖，就把这事全权委托表婶，她在卖自己的东西时，一并帮我们把柿饼卖了。当表婶把几元卖柿饼的钱交给我们时，我们才懂了，当时表婶为什么在分自留地时让我们一定要大田，大田边有柿子树，柿子树就是钱啊。表婶真好。中午我们在沙溪街上小食店吃了一碗小面，临走再买点盐，打点煤油等。
赶沙溪场，一般是早去晚回，花一天时间，回家又是上山，到家也是累得够呛。赶场天，是插队的知青们最高兴的日子，不只是可以在街上奢吃一顿(其实只是一两碗面条)，而且还能和插到其他队的知青见面，互相问候，摆一些新鲜事，听两段小消息，晚上再讲给没去赶场的知青听，几个人说说笑笑，可以兴奋半夜。
我们和当地干部、社员关系都处得很好。作为“知识青年”的我们，承包了大队及生产队的每一期专栏。我们在它们上面努力发挥着自己的想象，显示着我们的学识。当队长用手摸着并没有胡子的干下巴，一个劲笑着说“好，好”时，我们心里得意极了。我们一回重庆，就帮队里社员代买塑料凉鞋，便宜又方便，脏了在水里涮一下就干净了。嫁到我们队的新媳妇最喜欢找我们耍，出工时特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大概是年龄相近、身份也相似吧(她们认为自己和知青都是“外来人”)。我们的豇豆、南瓜长得好，新媳妇到井垭子出工时，我们会在收工时让她带回一撮箕豇豆，或背回两个南瓜。表婶因是邻居和我们关系自然不同，加上她又有个两岁的孙子明娃子，我们有什么东西也送给她们一点。平时，表婶也给我们帮了不少忙。比如碾米前要将谷子烘干，这是技术活。烘得不干，碾不出米，烘得太干，全碾成碎米了。只有表婶有这个本事，所以每次烘谷子都是表婶帮我们看火候。
生产队甚至大队有谁家办喜事，也请我们去。其他人送鸡蛋、挂面等，我们送钱，一人送一元钱(一元钱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生产队小春每个劳动日8分钱，大春也才三角二分钱)，主人家很高兴。通江办喜事吃饭兴“十大碗”，就是每桌要上十大碗菜，鸡、鱼、肉都有，吃的是光米饭(就是饭里不掺杂粮)。十人一桌，吃时旁边站有专门添饭的，这碗还没吃完，“叭”，立马又给添上一大碗。“光米饭”啊，又有肉，人人都那么兴奋。我们自己是吃不起光米饭的，肉也是几个月吃一次，还得有客来。农民办这酒席也要节省多年才行。十大碗中的内容是有数的，每碗都是十块(或十片、十砣)，每人只能夹一次，多夹了，别人就没有了。但饭没规定，汤也多(如萝卜汤等)。“吃！”我给她们几个说，反正送了钱的，不吃白不吃，多吃一点，过一下尽米饭的瘾。哪知道半夜涨得胃痛，第二天又拉肚子，真是划不来。可下次有人请，照去不误。
生产队有几个印象特深的人。
何才德——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白净、清瘦、矮小有点文化，在何氏家庭中辈分很高(吴显清表婶都喊他才德祖)，在生产队里德高望重，农村叫“说得起话的”。我们称他为才德表叔。其妻袁表婶，几个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家子人对我们都好。有什么事我们都愿意告诉才德表叔，他也经常教我们做农活，和我们摆龙门阵，宽我们的心。
最让人感动的是，一旦生产队出工在大院子附近，中午饭时，才德表叔就会叫我们几个去他家吃新鲜饭，而把我们带上的冷饭热了他们吃。酸菜汤里下一大把干面条，煮成一大盆，既当菜又当汤，袁表婶再给我们用油炒一盘咸菜，吃得真香。看我们吃饭的样儿，袁表婶说，这些女子的妈要是看到不晓得好心痛。才德表叔则一个劲说：“吃好，吃好。”
这就是农民！真诚善良的巴山人家。何才德本人识字，几个儿子都读过点书，最小的儿子正读初中，是他们家文化最高的人。才德表叔对我们好，其中有一点是因为他崇尚读书人!“知青”——有知识的青年，多好！起码才德表叔是这么看我们的。
何全德——生产队长，五十多岁，我们不称他表叔，呼他的官名——“队长”。队长对我们也满不错的，平时看见我们都客客气气，出工也没有另眼看我们，别人一天几个工分，我们也一样。因为我们五个女生是五个户口，所以我们对外从来都说是五家而不是一家，尽管我们是住在一间屋里，吃着一锅饭。队里分猪草如胡豆叶、红苕藤等，一户人一堆。考虑到我们只养一头猪，多分回去吃不完烂了可惜，所以有时我们就只背走了两堆或一堆。袁表婶说：“几个女子就是懂事。”但有一天我们居然“不懂事”了，和平时相安无事的队长发生了点小冲突。
这天上午栽秧时，何光昆(一青年农民，叫我们“姐”)悄悄告诉我，说是大队分给生产队一批刻有“农业学大寨”五个字的毛主席像章，专门送给农民的。何光昆又说，听队长讲这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的贫下中农”的，那几个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不发。当时，我们心里虽然很气，但不能失态，要和队长讲理，把我们的身份搞清楚，把属于我们的权利争过来。
上午近十一点，队长果然通知开会。平时开会，我们都和妇女坐在一边。而那天，我和光亲与队长分坐了一张四方桌的三个方位。队长见我们坐到了他旁边，一边尴尬地笑着，一边连说：“坐、坐。”开会了，队长说：“毛主席关心我们农民，中央专门为农村制作了‘农业学大寨’毛主席像章，大队已经分给我们队了，分配方案是一户一至二人发一颗，一户三人发两颗；五至六人发三颗……毛主席像章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队长看了我一眼)，所以你们几个知青就不发了。”我说：“队长，我讲几句。”他说：“你讲、你讲。”我先背诵了毛主席《关于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一文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段语录后，说道：“我们是知识青年，毛主席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我们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才远离故土、父母家人来到这里的，所以我们这叫来得正；在生产队我们的表现常得到队长您的好评和表叔表婶、大哥、大嫂们的夸奖，连区委余书记也表扬我们，这是有目共睹的，这叫行得端。至于我们的家庭出身：有两个教师、两个小商、一个医生，若要划最孬也要划到下中农里(这是我自己划的)。而下中农是毛主席所说的依靠对象，是革命的主力军，所以我们也是真正的贫下中农！那么按照刚才队长宣布的发放方案，我们五人是五户，因此应领五颗毛主席像章。”说完我还故意问一下：“队长，您说对不对呀？”队长苦笑着说：“应该五颗，应该五颗。”于是我们领到五颗像章。离开会场回到家，我和光亲大笑一通，心里却是酸酸的：妈的，农民也想欺侮我们！
何贻蒙的儿子追出来向我要像章，我说：“这可不能乱送，这是发给真正贫下中农的哟，明天我送一个大的毛主席像章给你，重庆带来的。”不是真的贫下中农，就是地富反坏右了，就是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了。“知青”在老实憨厚的全德队长心目中到底是何许人，恐怕全德老汉自己也没搞明白。肯定是另有人告诉他，不准发给那几个知青毛主席像章，否则他也不会对区上、公社、大队经常表扬的几个女知青作出那个错误的决定。只是难为他想了一个那么荒唐、笨拙的理由：知青不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可以不发。可恶的不是队长，而是那个在队长背后操纵他的人。能指挥队长，可见得不是一般人物了。对知青群体的评价，城市、农村都差不多。听说过一则故事或叫笑话：一九六八年重庆城里，人们排队买东西。甲说：好像现在小偷少些了。乙接着说：知青都回乡下去了噻！人们把知青看成了小偷！而全德队长等人又把知青排除在真正的贫下中农队伍外。知青，在社会中算哪一个层面呢？我想既然是自己选择了当知青这条路，就得选择承受知青的一切。想不明白干脆别管它。
何光永大姐是本队人，她丈夫何光海是上门女婿。何光永大姐三十多岁，高挑的身材，白净的肌肤，圆盘脸，特别是一双见人就笑的眼睛和朗朗的笑声，给人一个能干、漂亮、直爽、慈善的印象。她生了三个女儿。在家她是主事的，在生产队里人缘也特好。
何光永大姐没文化，但她喜欢接受新事物，尤其喜欢听我们讲重庆城里人的事。甚至她说话也文绉绉的，比方我们说睡午觉，她称之为“午眠”；东西找不着了，她用了“杳杳无凭”这个词。有一次我们在一起摆龙门阵，她居然说了一段至今我都还记得的话，她说：“没得道理闹，别人说你横；有道理不闹，别人说你莽(傻、笨)”当时我们都笑起来了，这个没文化人还说得出那么有“哲理”的话。她使我想起了哪位哲人说过的类似语句：“在人之上，要视别人为人，在人之下，要视自己为人。”和队长闹着要五颗像章的事，是不是何光永大姐所说的，明明有道理，为什么不说？不说才是大笨蛋呢！自己要把自己当人。何光永大姐是怕我们来五队吃亏，受欺侮啊。
我们五队有一个村小学。一到四年级，几十个学生，一个教师，一大把年纪了，上课用的“普通话”把我们听得眼泪都笑出来。我们悄悄说，干脆我们几个知青去把这所村小“接管”了(“**”词汇)。我们都是堂堂重庆一中的高中毕业生(自认为都是高才生)，语文、数学、英语、俄语、物理、化学、音乐、美术都能教，起码比这老夫子强。教书，我做过这个梦。一次去永安区赶场，我和光亲路过永安中学时，光亲说能到这个学校工作就是守大门也行。我说就是扫厕所也可以。可是当时谁会要我们！谁敢要我们！人一生境遇多变，后来我们五人中居然有三人都成了教书匠，其中包括了我。
去公社赶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公社对面的文胜乡中心小学。去学校可以看书看报，可以看老师给学生上课。小学校长叫刘汉伟，对我们很好，常借给我们书报。当时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一切信息的来源除生产队开会时队长讲的和赶场知青见面时谈的外，最直接可靠的就是些起码过期半个月的报纸。每张报纸都认真仔细看完，就连中缝的内容也不放过。我们期盼着哪天会从报纸上找到一条毛主席对知识青年的又一最高指示，憧憬着我们的出路和未来。
我们到处借书看，为此还和社员发生了矛盾。一次不知从哪里借到一本小说，叫《万花楼》。我记得里面比较有名的一篇故事叫“狸猫换太子”，我们几人传着看。一天下午天快黑了，听到上院何贻强的妻子李景秀在骂人。开始我们都还不怎么在意，后来仔细一听，好像是在说谁看了《鲁班书》，“使了法”，让她的豆花点不起，做可恶事，不得好死等等。问表婶，她笑了笑说，肯定是说你们。我连忙问今天谁去了上院？光亲说她借背桶时去过。原来李景秀认为我们看的《万花楼》是《鲁班书》(其实《鲁班书》是什么书我们也不知道)，光亲去她家借背桶时“使了法”，她的豆花才会点不起。我们反复解释也无用，只好罢了。以后每到了别人家，都要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你们家在点豆花没有。有时干脆就不进屋，免得哪天豆花点不出来，又是我们“使了法”。真冤。
一天该我煮饭。送饭路上要经过一块大田，大田边是深沟和很窄的田坎。大田里刚栽上的秧还未返青，突然我看见两条很粗很长的乌梢蛇绞在一起，在田中上下翻腾。(后来才知道这是雌雄两条蛇在**，农民称之为“蛇生务”。)我不敢走，怕蛇一下子冲过来，就原地站着。大田靠山那边有户人家，男主人叫何贻诗，他女儿春香子问我看啥子？我说：“春香子，好大两条蛇哟。”春香子马上进屋给她爸讲了。只见何贻诗拿了一根扁担跑过来，一扁担砍下去，一条蛇被砍死，血把田里的水都染红了一小片。另一条蛇一下钻进了田畔岩的石缝中，留了近两尺长一段还在外，钻不进去。何又用扁担猛砍，蛇终于退出来，又被一扁担砍死了。两条蛇提起来，足有五尺长。何贻诗又用石头将蛇头砸烂，然后丢进路旁的深沟里去了。这大概就几分钟的事，我还没离开那里，就听见何贻诗的老娘在骂人：“自己要死就死，不要拉别人‘垫背’！几个家伙，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我一听，好像是在骂我们。我问何贻诗，何说：“你走，莫管。”我一头雾水。后来给才德表叔说，才知道：人看见蛇生务要倒霉，喊了哪个名字，那人跟着倒霉。原来是我喊了春香子，难怪何贻诗的老娘把我臭骂了一顿。我又不懂，真冤！
知青下队后物质上的匮乏，精神上的空虚，艰难、寂寞、苦闷是没插过队的人难以想象的。我当副县长时(我在通江县曾担任过三届县人大代表，一届半副县长)，达县地区十佳劳模巡回报告团到通江。当天我主持大会。会后我给郭孝友县长说，今天我最感动的是那位达县纺织厂的女劳模，她当过知青。报告中她谈到，被招工到达纺厂后，她拼命地努力工作，后当上了车间主任。刚搞好一个车间，厂长又把她调到一个差的车间。两年后，这个车间也搞好了，厂长乂再把她调到另一个更差的车间。她爱人就说：“傻儿，厂长整你冤枉。”她说：“管得他的哟，总比当知青好点。”这句话让我好感动！
知青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它不是一般身体上的劳累，不是吃、穿、住(不谈行)等方面和城里人在质和量上的悬殊(就是和当地农民在吃住方面也是无法比的，农民起码有多年的积蓄，知青没有)，而是思想上的颓废、精神上的空虚、文化上的贫乏。毕竟当时我们都才二十来岁，是一群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少男少女啊！达纺厂的女劳模认为她拼命工作“值”，那是因为她努力工作，年底能评上先进，当上模范，增加工资。是精神奖励、物质奖励都有了。她已安家，全家都高兴，所以她认为值，“总比当知青好点”。
而知青的出路在哪里？知青的前途在哪里？一切都遥遥无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的苦闷与日俱增，可还得学会忍受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中无法逃避的诸多单调和乏味。尤其是在大雪封山的夜晚，躺在铺着厚厚谷草的**，听着寒风在外呼啸，人冻得缩成一团。在这凛冽漫长的冬夜，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苦难的平静，一切都灰飞烟灭。寒冷，使人已经麻木。当时有人劝我们安家（二十多岁，也到了安家的年龄)，可是怎么安家？拿什么安家？我们几个谁也没有答应。可悲的是给父母去信，还总说我们都好，让家里放心。我们不能孝敬父母，也不能让父母焦心吧。
长期的苦闷和压抑，我感到自己的心态都发生了改变，稍有不对，我也学会用脏话骂人了，且对此不以为然。年轻姑娘的腼腆、羞涩，也顺理成章地变得无足轻重——“知青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聊地打发着每一个苍白的日子。直到一九七一年，我被通知参加“三线建设”，而后参加了教师队伍，再到机关。二十八年后，因为年迈的父母身边无人照顾，我才做梦似的返回了重庆。(我父母亲已九十高龄！）
离开通江十年了。虽然通江贫穷，我对她依然充满了深深的眷恋和思念。
这是因为通江养育了我近三十年，我从一个什么也不懂的中学生成长为一名国家干热这是因为我和去通江的几万重庆知青一样，我们的青春岁月因为相同或不同的经历而拥有了弥足珍贵的回忆。通江人勤劳、朴实、善良，我爱通江。通江银耳，驰名国内外，通江是银耳的故乡；沙溪区红云岩上“赤化全川”的庞大石刻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通江浴血奋战的记录，通江是红军的故乡；平溪区沿河几十公里路上的大大小小近百个溶洞(大的可容上万人)内，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叫人流连忘返，通江又是溶洞的故乡。通江是神奇的。
我爱井垭子，我爱文胜，我爱通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