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竹 彭照
作者简介
彭照，女，生于一九四八年，一九六四年毕业于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同年上山下乡到大竹县石子区吉星公社林场。一九七〇年招入县文艺宣传队，后安排在大竹县大冶铁厂工作。一九七四年调入邻水县城关一小、师范附小任音乐教师。一九八四年调回重庆石棉厂子弟校任教，直至退休。
翻开我的影集，其中有一张彩色照片，一看见那记录下的瞬间，就会让人浮想联翩。一个好人和四十年前的许多往事一下凸现眼前，总想找个知心人倾诉，心里才会畅快些。
照片上，一座坟墓，一块墓碑，两排老知青列队在碑两旁。那是一九九四年八月七日我们大竹县吉星公社林场老知青下乡三十周年返乡探故时拍摄的。青石条砌成的高大的墓壁正面镶嵌着墓碑，正中“亡父吴公祥禄之墓”几个大字镌刻得端正遒劲，右列其生平简介的短文，左边是落款。他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立碑人是其女儿国玉和青玉，还有两个女婿。墓前石栏围着一小块平地，杂草丛生。石墓坐落在靠山脚的自留地边，墓顶上爬满了青藤，长满野花野草。落日余晖中，石墓衬映在色彩斑驳的杂树林里，好生孤独，好生凄楚。
一九六四年九月，我们下乡来到大竹县吉星公社林场时，吴祥禄是我们公社的社长。在长达八年的知青生活中，他对我和我们林场的老知青犹如慈父般的关心和爱护，我们是没齿难忘的。那次回乡，我们原本打算先去看望我们的老社长，当刚踏上那魂牵梦萦而又非常熟悉的小街的石板路时，从蜂拥而至的老乡亲那里，才知道老社长已乘鹤西去几年了。肃立风中，不能再见其面，只能跪拜其墓。我们十个老知青的心如压磐石，欲哭无泪，欲呼无声。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除去墓前的杂草，清扫墓碑、石栏上的尘污，让我们和故去的老社长有个促膝谈心的净地。
老社长分管我们林场，经常上山到林场来。那时他才四十出头，皮肤黝黑，颧骨凸出，一双鼓眼，瘦削的脸颊显得苍老且有几分丑陋，让人想起《巴黎圣母院》中敲钟人的样子。他爱穿一双解放鞋，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风尘仆仆地来到我们中间，二话没说，脱掉外衫，拿起农具就和我们一起劳动。一边劳动一边和我们摆龙门阵。他话语平实，声气平和，从不大声呵斥任何人。
那段时间林场缺菜，种的蔬菜蹲在地里老不长，萝卜还是苗苗，头头都还没有。我们围着他叫苦：“社长，我们都吃几天米汤泡饭了！”“社长，我们好久都没闻到肉味了呃！”初到林场时，每个大队排队给林场送菜，那又能维持多久呢？公社街上，就是拿钱买也买不来三十几个场员天天要吃的菜。
他听得很认真，不随便打断别人讲话。听罢，老社长紧蹙双眉，只听他轻声说道：“好，这事得想法解决。”后来，又有不少生产队也给林场送过菜来，林场又买回来两个好大的泡菜坛，泡了两大坛红皮皮白心心萝卜。他为这事跑了不少路。
我们这些城里娃刚下乡一日三餐光吃米汤泡饭哪里受得了。家境好一点的知青趁赶场天便下山到公社街上小食店，花一角钱吃一碗带点猪杂碎的面。有时，我们下山到公社去担米，只要社长看见我们，总要给我们买碗面吃。有一次我们好多知青一起去公社赶场，他把我们叫到家里，还买来一大烧箕白糕，硬要我们吃。连他自己比我们小五六岁的两个女儿都吃不到一口。那天扫墓时，谈起此事，在场的国玉还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我们还小，好想吃哟！爸爸总是对我们说，他们这些娃娃这么点大就离开父母到这儿来，怪可怜的，你们总比他们好嘛！”听她这么一说，我心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
老社长的家就在公社场口边，那一座清贫的小石屋留给我们老知青一辈子温暖的记忆。他和大娘如父似母般的爱，伴随我们度过了那段艰辛的岁月。那石屋似我们自己的家，上街我们总在那儿落脚。喝过多少水，吃过多少饭，还有放了糖的荷包蛋……社长每月才二十四元钱工资，我们花过他多少钱也说不清。三十年后我们返乡十个知青也还是住在他们家，当然而今的家，绝非仅有那温存的小石屋了。见到满脸皱纹的大娘时，我们相拥而泣，让离别三十年的愁绪得到释怀。我们纷纷解囊，表示我们对老社长的崇敬与追念，但愿九泉之下的社长，能得到一点安慰。我们深深知道，在那个苦难的年代，我们和社长真挚诚恳的感情，是无价的，是人间最可宝贵的。
我们林场二十九个老知青，有应届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和小学毕业生，只有两个所谓的“社青”，还有一个成分好的十三岁的文盲小妹妹。高、初中毕业生中多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子女。(表面上填写职员成分的彭小蓉，在公社档案里却查到“伪军官”成分。)林场唯一的高中毕业生蔡铁昌，在学校高二读书时身为班长，品学兼优，又有组织能力，不幸出生在一个“罪恶的家庭”。他父亲早年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任过泸州行署教育局局长，祖父是该地的大地主。因牵扯土匪问题，解放后其父被枪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因这一历史问题而受牵连，其母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而我父亲是“内控右派”，其姐、姐夫在台湾，社会关系复杂，成分算“黑五类”中最黑的。
黄南湘在校读书时担任班干部，而我当过少先队大队长、区“三好”学生，《红领巾》杂志还介绍过我的事迹。但是我们这样的好学生无论怎样努力，在校时都加入不了共青团。阶级路线在学校一年比一年执行得严酷。在重庆二十九中学读初二时，我还当大队长，但到初三时，我多次申请入团（其时我已是超龄少先队员），总是批不准。后来我的入团介绍人——团总支书记兼校少先队总辅导员找我谈话说：“我是很了解你的，你各方面都不错，但对你姑妈姑爹的台湾关系要深刻认识，要经受组织的长期考验。他们在台湾可能是好老百姓，也可能是特务。”当时我想，我一九四八年才出生，听妈妈说，姑妈他们一九四七年就去了台湾，莫说我未见过他们，他们也从未见过我，我又怎么去做深刻认识呢！我只从相片上看到过他们，从“灾荒年”他们“曲线”寄来的钱和猪油、花生中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团总支书记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极强的自尊心，从此我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放弃了加入共青团的希望。
一九六四年中考落榜，让我落进了万丈深渊。政治上的寒冬让我幼小的心在凛冽的雪风中瑟瑟发抖，我感受到了严重的政治歧视。我伤心到了极点，灰心到了极点，绝望到了极点。似乎双眼看到的尽是歧视，两耳听到的尽是鄙薄，我真犹如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待在家中如坐针毡，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不愿再见老师和同学，便躲到农村，真想一了百了。
到了林场，我们老知青都“同病相怜”，都有过相同的感受。我们都处在多愁善感的岁月，对人总有戒备心，哪怕是一个眼神，或者一句不经意的话，都十分敏感。然而，和社长的相处中，我们不仅没有感受到歧视，反而倍感温暖与爱护。
一九六五年底，社长又来到林场。还是那一身打扮，脱去外套，见里面穿的泥色统绒衣双袖已打了补丁。知青们正在挖过冬干田，我早已累得满头大汗。他来到我身旁，一边挖泥一边聊天，我们谈到了“入团”问题。他关切地说：“你们有几个知青还没有入团，啷个又不写申请呢？”我看了他一眼，不像随便说的样子。他的话勾起了我痛苦的回忆，我脸上顿失先前的笑容，连汗水也收敛了。社长却对我说：“你们虽然家庭有些历史问题，但那是家庭的事。我看你们都表现得不错嘛！能离开家庭到农村来这一步就很了不起！”
下乡一年多，林场团支部也没人对我提起过这事。他这么一说，真让我很感动。社长接着说，“下乡要过三关，你们都过来了，我看你们就够团员的标准了。”他如此的真诚与信任，让我热流暖心。后来，他又到厨房找到当炊事员的黄南湘，一边帮她抬甑子，一边动员她入团。黄南湘与我一样感同身受。还有我们林场的大队长蔡铁昌，也是在社长的鼓励下写的入团申请书。一九六六年初，我从达县地区文艺会演结束回到林场，便得知我们三人的入团申请已批准，我一直兴奋了好多天。不是为了荣誉，而是为了人格与自尊。
“**”期间，在上访的知青回乡抓革命促生产时，不少林场的老知青由于没有了生活费，拆房的拆房，卖牛的卖牛，把林场毁了个精光。树倒猢狲散，有家的回家，无家的去流浪，去武斗，去打砸抢。社长见状真是心急如焚，他急奔重庆，走家串户，了解情况。我们老知青排着“轮子”把他接到每一家，拿出仅有的好饭好菜招待他。黄南湘家兄弟姐妹多，当时只能靠父亲拉板板车挣点钱，母亲当教师亦受管制只发三十元生活费，养一个上有老母、下有六个儿女的家，日子过得之艰难，不言而喻。他们也用一顿咸菜饭表达了对社长的感激之情。像这样的家庭，我们林场还有好多个。
看着各家各户窘迫的状况，社长又同情，又叹息。他不愿看到这批娃娃毁在那个地方。他对我们这些知青的父母表示，既然子女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有责任保护这些娃娃。通过他不懈地努力，公社最后决定把林场附近的公社煤厂一号煤窑交给林场管理，配给十个工人和厂长，会计出纳由老知青担任，管账管钱。每月八百元的纯收入，用作老知青的生活费。并通过林场场管会发布规定：回场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生活费人人有份，并且可以带自己的兄弟姐妹来林场，来者也给生活费。黄南湘的三个妹妹和弟弟，蒋维茹的两个弟弟两个妹妹，费克康的弟弟，傅国庆的妹妹，杨开凤的妹妹，还有我的小弟，都陆续来到我们林场。一时间林场热闹起来，从早到晚歌声笑声不绝于耳。
社长时不时还上林场来看我们和弟弟妹妹们，他那和蔼可亲的样子给弟妹们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是他保护了我们，也保护了林场，让我们在那段艰难的岁月有了栖身之地，生活有了保障。我们老知青绝大部分坚守在那块让人心酸的阵地上，没有去参加武斗，没有去搞“打砸抢”，一直坚持到撤场插队。这在达县地区的社办林场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说句实话，我不是农村劳动的料，在林场是出了名的“瘟”，知青们送我一个雅号“瘟彭照”，真有点孔夫子说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种味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走起路来像水上漂，天生一副柔弱之躯。特别是每年夏天，一沾草气，双腿长疮流脓，周身发热发烧。大热天，在玉米地里锄草，那滋味至死也不会忘记。天上太阳明晃晃，晒得汗流满面。玉米林中热气熏蒸，人就像笼中的馒头。腿流脓，眼噙泪，再加之双眼近视，分不清是苗是草，只好乱锄一气。浑身痛痒难当，汗往满身流，泪往肚里咽。心在哭泣，心在滴血。即使如此，我也只能默默承受，咬牙硬撑。
社长从未责怪过我，大娘看见满腿的疮疤又同情又心疼。公社卫生院院长说，打青霉素也没用，不适合农村生活，劝我回城去。我哪里敢回城去，哪里能回城去！何况长疮流脓的知青又不止我一个，只不过我的状况比其他人更严重。下乡两年后回城探亲时，母亲看见我满是疮疤的双腿，眼里泪水直打转转，一声“怎么会这样呀！”心痛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县里为林场培训卫生员，社长推荐我去，大家都同意。得到这样一个学习机会，我十分珍惜。到了卫生培训班，像回到那熟悉的学校生活。我奋发努力，刻苦训练，考试获得了好成绩。学习结束后县卫生局还专门打电话通知公社，说我学得好，成绩优秀。社长得知后，人前人后常夸我聪明，说得连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撤场插队时，老知青们心里有几多无奈与惆怅。回城的幻想破灭了，只能面对落户农村当一辈子农民的现实。知青们都忙着各自找生产队，弱不禁风的我心中空****不知所措。老社长见到我，语重心长地说：“彭照啊，我看你这个样子下队怎么办？别说种田种地，恐怕你连饭也弄不到吃。”他比我自己还着急似的，“你挑不能挑，抬不能抬，挑谷子打米啷个办？我看你就下到街上这个队好，生活会方便点。”听了他的话，我与另外三个女知青一起插到了街上那个队。
我和老社长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张家公社的大路上，那是一九七二年，当时我已离开了公社好长时间了。他看见我好高兴啊，告诉我说他已调去张家公社。话语神色间，不知为什么觉出他有几分沮丧。后来才听说，他对我们老知青太好，不执行阶级路线成了一大错误。像他这样解放初期领导“土改“的乡农会主席，一个天下难找的大好人，也遭此厄运，真是天理难容，真是世道不公啊！
墓碑的两旁镌刻着墓联。上联是“为人所急风范长存”，下联为“忠诚老实流芳百世”，横批“光照万代”。在后人撰写的碑文上，可见“解放后任乡农会主席、领导乡土地改革运动、曾任公社社长、公社党委书记、率众建高洞电站、为民残左臂、为官清廉、六旬退休、晚年沉疴病故、享年七十岁”字样。盖棺论定，我们的老社长是一个好人，一个小小的清官，真当流芳百世，光照千秋。
合拢影集，我会珍藏那些宝贵的照片和沉重的记忆。讲完我四十年前的故事，意犹未尽。回首往事，我会心疼不已，我会泪流满面。读书时听老师说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的祖国前程似锦，我曾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哪晓得我这一生，会让天生的“家庭成分”给毁了，让“上山下乡”给蹉跎了。老知青的命运皆如斯乎？这不仅是我心之痛，亦是我们民族之悲哀，国家之损失。从小立志学新闻当记者的理想，只有投胎转世再去实现了。不过，尽管已经退到社会的边缘，我们这批老知青还得昂首挺胸，直面未尽的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