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回重庆时认识晓南的，那是我自一九六四年高中毕业下乡以来第一次回到重庆。在农村的两年里，我始终用一句话激励自己，那就是“志在农村，做一个‘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我们下乡的地方是邻水县石永区古路公社社办林场，在那里，我学会了犁田、耙田、插秧等农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从不休息。年终结算时分到一百零九元，这就是我一年辛苦劳动的报酬，当然这不包括安置办公室发给每个下乡知青的伙食费和每月二元的零花钱。
回到重庆，刚放下行李和我心爱的手风琴，一九六四年和我一起下乡的邻水风垭林场知青朋友李忠公和苏甫其就来找我了。他们邀请我参加“重庆上山下乡造反兵团宣传队”，这个宣传队驻在当时的重庆十二中，即现在的复旦中学。
在那里我遇见了晓南。她是一个活泼美丽、大方健谈的姑娘，有一对会说话的大眼睛和魔女一样的身段。一九六四年她初中毕业就下乡到了万源黄钟区丝罗公社林场。这时候是宣传队里的跳舞演员。我们好像一见如故，很投机，常常讲述各自林场的事情，谈起下乡后的感受，谈起“**”，谈起我们的前途乃至对中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我们没有更多地考虑个人的前途，倒是关心全人类的“解放”。我们排练，我们演出，我们逛马路，我们谈天说地，暂时忘记了农村的艰难。
一天晚上，我在寝室看书，忽然听到一个少女用银铃般的声音在轻轻地叫我。我顺着声音看去，窗前立着一个绰约的身影，我知道一定是她。晓南邀我出去走走，谈谈宣传队的工作，因为我是宣传队队长。我们顺着复旦中学出通远门往七星岗方向走去，晓南说她认为我们队员跳的舞蹈造反劲不够（当时的舞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要表现出造反劲，表现出年轻人造“走资派”反的**，表现出对“走资派”的愤怒以及对毛主席的忠心），在排练中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感情问题。
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未免有点可笑，可是在那时我们都真的共同感到，要做好任何工作都必须突出政治，因为当时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语录是“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因此，晓南跟我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也是政治。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对政治似懂非懂，但除了高谈这些话题以外，我们就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了。和自己心仪的朋友一起漫步在山城万家灯火的大道上，虽然心中洋溢着幸福，但是口中谈论的却是严肃又严肃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卿卿我我，也没有我爱你、你爱我之类的甜言蜜语，那毕竟是革命的年代，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因为谈情说爱是小资产阶级的勾当。
然而，革命的风暴里也有柔情的港湾。有一天，我因为患大叶肺炎住进了位于南岸区玄坛庙的重庆第五人民医院，三天没有到宣传队活动。第三天，我妈告诉我有一位女同学到医院来看我。当我努力睁开双眼，映入我眼帘的是一位长辫子姑娘，晓南来看望我了。我们默默对视了一阵，我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的愉悦之情。我从内心感激这位才相识不久的姑娘，顿时病也好了许多。晓南滔滔不绝地告诉我那些天宣传队里发生的事情：造反兵团已移师达县，各自回县闹革命，因此我们的宣传队也随之解散了。后来我才得知宣传队解散时，大家要一起合影留念，晓南借故胃疼不愿参加，这时有宣传队里的其他人说，是因为益庭没在她才不愿。她从宣传队里的邻水知青处听到我的病情，特地到医院看望我。
一九六七年初，我返回林场，刚进门就有人告诉我有万源来的信。信拿在手里厚厚的一叠，是晓南写的。我兴奋极了，一口气读完了它。信里的内容仍然和我们在重庆时的那些谈话一样，无非是有关革命理想、时事政治的讨论，但我却也跟往常一样从信纸上那女性味十足的文字中体会出了一分温馨和甜蜜，旅途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了。收到信许多天里，我一直沉浸在那种温馨和甜蜜中，我把信放在枕边，每天都要看几遍，仿佛永远都读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