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九六六年底造反回重慶時認識曉南的，那是我自一九六四年高中畢業下鄉以來第一次回到重慶。在農村的兩年裏，我始終用一句話激勵自己，那就是“誌在農村，做一個‘又紅又專’的革命接班人”。我們下鄉的地方是鄰水縣石永區古路公社社辦林場，在那裏，我學會了犁田、耙田、插秧等農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從不休息。年終結算時分到一百零九元，這就是我一年辛苦勞動的報酬，當然這不包括安置辦公室發給每個下鄉知青的夥食費和每月二元的零花錢。
回到重慶，剛放下行李和我心愛的手風琴，一九六四年和我一起下鄉的鄰水風埡林場知青朋友李忠公和蘇甫其就來找我了。他們邀請我參加“重慶上山下鄉造反兵團宣傳隊”，這個宣傳隊駐在當時的重慶十二中，即現在的複旦中學。
在那裏我遇見了曉南。她是一個活潑美麗、大方健談的姑娘，有一對會說話的大眼睛和魔女一樣的身段。一九六四年她初中畢業就下鄉到了萬源黃鍾區絲羅公社林場。這時候是宣傳隊裏的跳舞演員。我們好像一見如故，很投機，常常講述各自林場的事情，談起下鄉後的感受，談起“**”，談起我們的前途乃至對中國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那些狂熱的日子裏，我們沒有更多地考慮個人的前途，倒是關心全人類的“解放”。我們排練，我們演出，我們逛馬路，我們談天說地，暫時忘記了農村的艱難。
一天晚上，我在寢室看書，忽然聽到一個少女用銀鈴般的聲音在輕輕地叫我。我順著聲音看去，窗前立著一個綽約的身影，我知道一定是她。曉南邀我出去走走，談談宣傳隊的工作，因為我是宣傳隊隊長。我們順著複旦中學出通遠門往七星崗方向走去，曉南說她認為我們隊員跳的舞蹈造反勁不夠（當時的舞蹈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要表現出造反勁，表現出年輕人造“走資派”反的**，表現出對“走資派”的憤怒以及對毛主席的忠心），在排練中我們要特別注意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感情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