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林場當時已基本處於癱瘓狀態，大多數知青都回重慶了，剩下的也無事可做。閑極無聊，我也踏上了回家的路途，並把這一消息告訴了曉南。
於是，當年九月我們在重慶又相見了。不久，我鼓足勇氣在一個知青朋友的陪伴下第一次去了曉南的家，見到了她的媽媽、姐姐等家人。我覺得他們對我非常親切。這樣一來，我跟曉南的關係就有了進一步發展，成了她家的常客。自宣傳隊相識之後，曉南就是我音樂的知音，對我彈奏的手風琴曲百聽不厭。這年秋天，曉南邀請我到她的家裏獻藝，大概是想讓他的親人了解我。我當然欣然應允，把手風琴帶到她家，在她的家人麵前演奏。聽到她的母親和姐姐讚許我的演奏，曉南掩飾不住滿心的得意。
曉南的家住在渝中區，我住在南岸區，中間隔著一條長江。當時長江上沒有大橋，隻能靠輪渡過江，而輪渡收班時間最遲是晚上十點，因此每次見麵時那說不完的話都隻因為要搭乘末班輪渡回家而匆匆結束。記得有一次曉南問我我的理想是什麽，我說我不再奢望成為一名科學家或音樂家，我隻想做名能自食其力有穩定收入的工人，這樣我就很知足了。曉南點頭說她的要求也不高，同我一樣隻是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勞動者。是啊，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還有什麽能力去奢侈地構築自己真正渴望的宏大理想呢。隨著交流的增多，漸漸地，我們都把自己的家庭狀況、曆史背景互相做了介紹。
我的父親出生在山東蓬萊海邊的一個漁村裏，這是一個祖祖輩輩都生活在海邊的家庭。祖父因家庭貧困離開家鄉到煙台謀生，在一家小店當學徒，後來養育了我的父輩六姐弟。我父親最小，靠他自己的勤奮及家人的幫助畢業於複旦大學經濟學係。我父親是家族自清同治年以來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大學生。他勤奮、善良、耿直、忠厚，對新中國和社會主義懷有深厚感情。不料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他最後一批被劃為“右派”，作為極右處理，被送到嶽池縣境內的一個勞改農場接受強製勞動改造，一九六二年不堪身心上的摧殘含冤去世。在一九八〇年的撥亂反正中才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