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底，宣傳隊解散，我回到鄰水古路公社插隊落戶。我給曉南連寫了幾封信，了解她的近況。無奈當時正處在“文革武鬥”時期，達縣地區交通很不通暢，郵件往來極不方便，我有幾個月沒有收到曉南的信。有一天，我到公社去趕場，突然間接到了曉南的信，這讓我欣喜若狂。但那封信拿在手裏薄薄的，拆開來一看，我整個人都仿佛掉進了冰窖裏——這是一封與我斷交的信！！我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中我苦苦思索了幾天，最後決定到萬源去找她。我無法相信她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匆匆地，我便和知青朋友何六喜一起啟程了。坐了一整天的車終於到了萬源，可是剛歇息下來一打聽，才知道絲羅公社離縣城還有一百多裏不通汽車的山路。於是第二天一早我們就出發了，翻了幾座大山，一直走到深夜才到達曉南落戶的生產隊。
那是一個人煙稀少的深山溝，周圍都是巍峨聳立的大山，隻有很少的田土可供耕作。那裏的農作物主要是馬鈴薯，隻能在大山裏燒荒種植，條件極為艱苦。絲羅的貧窮落後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想起她曾經告訴過我，她的林場在一個青山綠水的地方，那裏曾經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麵軍的老根據地。絲羅公社應該風景秀麗，春光明媚，但是眼前的實際情況跟她的描述實在相差太遠了。我下決心一定要想辦法把她遷到鄰水去，靠我近一點。
曉南完全沒有想到我會去找她。她不冷不熱地接待了我們，安排我們住下，說了一句“明天再談”就獨自到鄰居家借宿去了。在那裏，知青的生活作息也和當地的農民一樣，每天隻吃兩頓飯。因此，第二天等到曉南下班回來天已經完全黑了。在曉南忙著做飯時，何六喜堅持要拉我出去走走，他告訴我他在曉南的書桌上翻看一本海涅詩歌集時看到一頁信紙，原來是另外一個人向她求愛了，估計她已另有男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