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底，宣传队解散，我回到邻水古路公社插队落户。我给晓南连写了几封信，了解她的近况。无奈当时正处在“文革武斗”时期，达县地区交通很不通畅，邮件往来极不方便，我有几个月没有收到晓南的信。有一天，我到公社去赶场，突然间接到了晓南的信，这让我欣喜若狂。但那封信拿在手里薄薄的，拆开来一看，我整个人都仿佛掉进了冰窖里——这是一封与我断交的信！！我百思不得其解，痛苦中我苦苦思索了几天，最后决定到万源去找她。我无法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匆匆地，我便和知青朋友何六喜一起启程了。坐了一整天的车终于到了万源，可是刚歇息下来一打听，才知道丝罗公社离县城还有一百多里不通汽车的山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了，翻了几座大山，一直走到深夜才到达晓南落户的生产队。
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深山沟，周围都是巍峨耸立的大山，只有很少的田土可供耕作。那里的农作物主要是马铃薯，只能在大山里烧荒种植，条件极为艰苦。丝罗的贫穷落后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想起她曾经告诉过我，她的林场在一个青山绿水的地方，那里曾经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丝罗公社应该风景秀丽，春光明媚，但是眼前的实际情况跟她的描述实在相差太远了。我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把她迁到邻水去，靠我近一点。
晓南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去找她。她不冷不热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住下，说了一句“明天再谈”就独自到邻居家借宿去了。在那里，知青的生活作息也和当地的农民一样，每天只吃两顿饭。因此，第二天等到晓南下班回来天已经完全黑了。在晓南忙着做饭时，何六喜坚持要拉我出去走走，他告诉我他在晓南的书桌上翻看一本海涅诗歌集时看到一页信纸，原来是另外一个人向她求爱了，估计她已另有男友了。
我仍然深深地爱着晓南，但是晓南的态度和第三者的插入刺伤了我的自尊，我不愿意乞怜。我诅咒命运，诅咒世道，心里暗自谴责晓南的背叛行为。我没有质问晓南，因为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一丝难言的无奈。“社办场”的解体对许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他们要被迫接受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更加孤独的生活。我知道许多女知青都在绝望中寻找救命稻草，通过亲友或婚姻跳出大巴山，就像灯蛾扑火一样。而我的家中兄弟五个，全都面临着“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命运，只有老母亲一个人用她微薄的工资收入撑持着这个家。调工对于我真是遥遥无期。因此尽管当时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情感萌动的年龄，却不敢奢望成家立业。所有的梦想，所有的许诺，在那种无情的现实面前都显得非常苍白。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几乎绝望的境地，才使晓南采取“病急乱投医”的行动。
我决定第二天就回邻水。那天晓南没有去上班，她杀了一只鸡，做了一顿丰盛的早饭，我心烦意乱中咽了两口就匆匆上路。晓南送我们一直走到公社。这段路大概只有两三里地，就在这两三里地的无言中我和晓南的一切就从此都结束了。我的美好的初恋就这样在一刹那间夭折了。我咽下了酸楚的眼泪，在心里默默地跟晓南道别！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丝罗，也离开了所爱。
一九七〇年，我去了正在修建襄渝铁路的达县民兵师邻水民兵团宣传队。民兵团的团指挥设在万源县的平溪乡，离县城只有六公里。有一次我们宣传队到万源县城演出，意外地碰到了晓南，当时她已经在县城一个小学教书。豁然间我似乎解开了当年晓南寄给我的那一封薄薄的绝交信的谜底。她已经选择了一位在万源县机关工作、有稳定收入的A先生，在那位先生的帮助下她离开了十分艰苦的农村，到县里一所小学任教，这对于当时的她无异于一步就从地狱走到了天堂。毕竟她还只是一个年仅二十二岁、不谙世事的女孩啊。她对人生、前途的认识还相当幼稚，不能把握自己的情感，更无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几个月后，我离开民兵团宣传队调往重庆工作。临行那天，晓南从县城专程赶来送我，什么也没说。汽车开动的时候，我们挥手告别。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在晓南浅浅的微笑背后有几分凄楚。看着她远去的身影，我回忆起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